在大众视野中，作家无疑是一群有知识、有素养、有思想的文化人，甚至常被期许为“社会的良心”、“文化的传承者”。然而有时候，作者虽有知识，但并不意味就一定有文化、有思想、有审美趣味。文化不是一种外在的、狭隘的、功利的知识，而是一种内在的、阔大的、审美的情怀。就集体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记忆、灵魂和血脉，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遗传密码，是该民族自我确认、自我阐释、自我表达的符号系统，它表征着该民族共有的归属感、认同感和凝聚力；就个体论，文化不仅反映一个人的素质，更体现出一个人的生活品位、精神境界以及独特情怀。事实上，当我们提出“作家要有文化情怀”的时候，也就是说作家胸中的文化情怀已经或正在流失，文学作品中的文化意蕴已经或正在变得稀薄。如果说“作家要有文化情怀”并非一个不言自明的道理，那么“作家要有怎样的文化情怀”则更是一个需要严肃对待、深入反思的重要问题。

　　从共时意义上说，今日之文化是中西对话、多元共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是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交流、碰撞乃至“冲突”日益频繁的“主体间性”文化。对一个作家而言，“世界文学”的眼光和胸怀必不可少，但本土文化情怀更应长萦于心。

　　从历时意义上说，今日之文化是传统文化的现代或后现代的继承与发展，是一种同一性和差异性、连续性和断裂性纠缠交错的复杂图景。如果说传统文化是一种倾向于“建构”的文化，那么，弥漫当下的后现代文化则是一种倾向于“解构”的文化。对一个作家而言，与现代或后现代的文化保持亲密关系是其在场发声的必然境遇，而葆有传统文化情怀则可能是其寻求安身立命、价值认同的动力源泉，尤其是对于身处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交融混杂的中国的作家更是如此。在某种意义上，传统文化可以说是我们先人应对生存困境而提供的一系列内在一致的努力，诚如丹尼尔·贝尔所言，“对一种文化的生命力来说，传统变得至关重要，因为它提供了记忆的连续性，这些记忆告诉我们，前辈在面临生存困境时是如何应对的。”当现代人在生活过程中遭遇其文化困境所带来的生存困境的时候，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将顺应时代需要而被重新激活，帮助人们摆脱困境、调适心理并构建适宜的精神家园。这有别于消极的“复古”，而是一种积极的转换和创新，中外文化的历史进程以及作家的写作经历即是明证。

　　就“文化人”的文化本质而言，作为人学的文学是文化发展的核心和基础，审美是文化的最大魅力所在。对于一个作家而言，其应当追寻的完美品格正在于将审美文化情怀寄托于文学作品之中，使其成为文化追求和文化理想的美好显现：这才是一种真正“以人为本”的智慧。值得注意的是，在信息资本主义的时代语境中，一度与人类主体性发展联系在一起的文化和所有其他商品一样，变成了对象，文化丧失了批判性与差异性，而成为产业化的文化，即“同质文化”。这种同质化的产业文化能够满足大众的视觉性、消费性、日常性的审美需要，却无法满足其精神性、主体性、人文性的审美需要，难以陶冶、净化、提升人的心灵。这是因为“当媒介作为表征（绘画、雕塑、诗歌、小说）的时候，我们关注的是它们的意义。当媒介变为物的时候，我们就进入了一个只有操作、没有解释的工具性的世界”，即文化不再如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所说是“商品化的表征”，而是被商品的工具—目的理性所吞并。同时兼具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和文化价值的文化产品并不能使人们获得增值的意义，相反，意义被无限延宕或悬置，审美成为一种被物质狂欢遮蔽的虚妄，时下某些打着“审美”、“创新”旗号的文化产品正是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呼唤作家要有审美文化情怀，就是希望作家在欣赏美、创造美的过程中体现人的本质力量，凸显人文精神对“同质文化”、低俗文化等的克服与引导，而避免成为丧失批判性、否定性、超越性和创造性的内心向度的“单向度的人”。

　　今日之中国，正在努力提高文化自觉、打造文化经典、传承文化情怀，以提升文化软实力；今日之作家，要有本土文化情怀、传统文化情怀以及审美文化情怀，以创造真正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化产品。

　　（作者单位：安庆师范学院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