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千年发展目标的中国贡献 未来更关注消除贫困和共同发展

　　2000年，《联合国千年宣言》确立了以减贫为核心的千年发展目标。2015年是千年发展目标的验收之年，这个承载了人类社会对新世纪美好生活与发展期盼的目标，其落实情况如何？中国为落实该目标作了哪些努力？2015年后发展议程应注重解决哪些问题？本报记者就上述问题采访了国内外有关学者。

　　千年发展目标落实喜忧参半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落实喜忧参半。”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西亚非洲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春介绍，其核心目标即减贫目标事实上已经实现；饮用水目标在2010年便已实现；到2012年，小学教育的男女生比例均衡基本实现。如无意外，医疗卫生方面的疟疾、肺结核等的防控目标均能实现。但实现其他目标还需付出更多努力。

　　中国把千年发展目标融入自身发展规划。截至2013年底，率先在减贫领域完成预定目标，并提前完成饥饿人口减半、普及初级教育、消除中小学教育性别歧视、降低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防控结核病和疟疾、提供安全饮用水和基本环卫设施等七个发展指标，在促进充分就业、防治艾滋病等目标上也取得积极进展。

　　同时，中国大部分贫困地区仍处在传统农业经济社会运行框架中，其生存压力体现在自然资源的人均占有量和质量的下降方面，低素质的人力资源结构又与社会经济发展需求不相适应。“对此，中国政府有针对性地采取了积极的新型工业化发展战略，重点在于促进城乡一体化、注重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和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以人为本全面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简小鹰说。

　　中国贡献约80%减贫目标

　　张春告诉记者，千年发展目标的落实主要面临两大挑战：一是部分地区难以如期实现预定目标。如减贫目标约80%由中国贡献，整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少有国家能实现该目标；二是对难以实现目标的国家和地区，国际社会的承诺兑现情况更差，不利于当地目标的实现。例如，尽管官方发展援助在2013年有重大回升，但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援助下降了4%。因此，后续工作需要各成员国作出更大努力。

　　“中国的成就和经验是千年发展目标得以总体基本实现的重要保障。”张春表示，中国积极倡导并参与国际发展合作，推进南南合作，帮助发展中国家落实千年发展目标，其典型是中非合作。中非合作提供了区别于西方发展模式的南南合作新理念；带来有利于国际发展与稳定的新平衡方法；带动了其他国家对非合作机制快速发展；催生了新动力，特别是国际发展合作所需的资金来源。

　　“中非、中拉是平等互利关系，毫无殖民主义负担，属于成功的南南合作。”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庞中英说，中国的南方国家属性为中国在国际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奠定了深厚的政治基础，这正是中国能持续带动和改变国际发展格局的根源。中国自觉践行“共同发展”，这是中国与世界关系一个最成功的理论。中国主张“授人以渔”，通过贸易和投资带动发展，而不是一味强调发展援助。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中国将进一步成为推进共同发展的重要力量。

　　“要加强研究和总结中国经验。”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院长李小云认为，要充分认识到中国的发展和对外援助经验具有独特性。这种独特性受到国际社会高度重视，是全球发展经验的宝贵财富，对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同时，要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传统发达援助国以及国际发展体系形成互动，使得中国国际发展政策通过商谈获得在国际政策层面的话语合法性，扩大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从而影响全球发展议程。

　　“中国能提前实现大部分千年发展目标，根本受益于工业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机制，其中技术进步和资本发挥着主导作用。”简小鹰说，如果发展中国家停留在农业经济社会的运行框架中、缺乏外来技术和投资进入途径，则会缺少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动力、资源和机制。因此，中国在工业经济社会理念下实施的对外援助和直接投资战略，无疑会促进中国的成功经验为发展中国家所认识和接受，并使更多贫困人口直接受益。

　　增强贫困地区知识和信息投入力度

　　2月2日，中俄印外长在第十三次会晤中呼吁，“2015年后发展议程应以消除贫困和促进共同发展为核心，注重解决南北发展不平衡问题。”有学者认为，相比于最初的千年发展目标，2015年后发展议程更具包容性；在新增目标中，最重要的是确保具体治理层面相关法规的完善，并以此作为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保障因素。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丹尼·罗德里克认为，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设置，应进一步明确发达国家责任；对于发展中国家，除了援助、贸易这两个推动发展的方式，还要考虑制定一些从根本上带动发展的政策。比如，在改善气候变化碳关税方面给予更多具体帮助，为一些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临时移民发放工作签证提供更多便利，在打击跨国洗钱等金融问题上制定更加明确的措施等，以帮助减少发达国家因先发优势而对发展中国家带来的不利影响。

　　张春表示，为落实2015年后发展议程，中国可通过2015年中非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和2016年二十国集团峰会，推动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尽早出台自身国家发展战略；倡导以南北合作为主渠道、南南合作发挥积极作用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同时强调“数据革命”的技术合理性，推进2015年后发展议程后续监督和审查，确保发展中国家的“数据主权”与“数据独立”。

　　令简小鹰担忧的是，在2015年后发展议程中，面对深度贫困地区，工业经济社会的技术和资本密集发展路径会受极大限制。因此，他认为，要在新知识经济社会运行框架下，增强对贫困地区的知识和信息投入力度。将生活在农业经济社会中的贫困人口整合进工业经济社会和知识经济社会，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这项任务任重而道远，关键在于如何使知识和信息在减缓贫困中发挥主导作用。

　　李小云认为，如何应对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筹资，如何应对与新兴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合作，如何应对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合作，如何适应发展中国家对援助的要求，这些问题均需要研究，通盘考虑，以免在不同国际空间中出现政策不一致性和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