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是人类成功最重要的来源之一。与远古时期不同，现代社会秩序主要建立在陌生人之间的合作上。合作是需要付出成本的。在缺少有效的监督和惩罚机制的情况下，以搭便车的方式免费享受他人的合作成果是最有利的。搭便车的快速蔓延会给合作带来毁灭性的打击，这吸引了学界对不合作行为惩罚机制的关注。

　　直接惩罚无疑是一种最显而易见的惩罚方式。它以制止搭便车者并迫使其合作等形式直接惩罚搭便车行为。然而，这样的惩罚不仅要付出时间、精力，而且要承担一定的风险——惩罚者可能会受到搭便车者的报复。间接惩罚则是另一种惩罚机制。人们通过在后续合作中不再与搭便车者合作，从而致使其利益受损。这种惩罚方式的优点在于成本较小，惩罚者一般不会面临报复的风险。从演化的角度来看，成本更低的间接惩罚或会逐渐淘汰直接惩罚行为。然而，现实生活中却仍存在着大量的直接惩罚行为，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有人认为其原因在于，直接惩罚者会得到其他人的回馈，从而弥补其遭受的损失。具体来说，其他人会更愿意在之后直接帮助惩罚者或与惩罚者进行更多的合作。这是否能解释现实生活中直接惩罚仍然存在的现象？而间接惩罚机制的存在是否确实会影响直接惩罚行为？以往实验均将直接惩罚与间接惩罚割裂开单独研究，而并未关注这两者之间可能的相互影响。近日，三位社会科学家首次将这两者放在同一个框架中，设计了一个真实的田野实验来研究它们之间的关系。

　　田野实验：研究现实中直接与间接惩罚的关系

　　这篇研究名为《田野中陌生人的直接与间接惩罚》（Direct and indirect punishment among strangers in the field），刊登于2014年11月的《美国科学院院报》上。其作者为奥地利经济学家劳卡斯·巴罗夫塔斯、阿联酋社会科学家尼科斯·尼凯弗雷基斯，以及德国经济学家贝蒂娜·罗肯巴赫。他们选择德国的火车站台作为真实的实验环境，并将站台上等车的乘客作为实验被试，用随地乱扔垃圾这种违反社会规范的行为来代表一般意义上的搭便车行为。劳卡斯等人主要关注三个问题：其一，在单次博弈中，惩罚者是否会得到围观陌生人的帮助？其二，人们是否会通过不给予违反社会规范者帮助的方式来间接地惩罚他们？其三，如果人们能够进行间接惩罚，这会对直接惩罚造成什么影响？在实验中，作为被试的乘客们事实上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参与了实验，这保证了实验结果的可靠性。

　　劳卡斯等人选定了一些车流量和客流量很大的站台，这意味着人们在站台上遇到熟人的可能性很小，从而创造出了一个陌生人之间的互动环境。实验分为四个处理组，即帮助惩罚者处理组、帮助基准组、帮助违规者处理组以及惩罚基准组。每个处理组又分为两个小组，其中一个小组的实验员全由男性组成，另一个小组则全由女性组成。每小组配备三个实验员，两个实验员分别扮演违规者和惩罚者，另一个实验员则负责在一旁观察并记录实验被试——目睹该表演过程的乘客——的行为。

　　实验设计：在火车站台模拟违规与惩罚行为

　　在帮助惩罚者处理组中，实验员扮演的违规者首先将一个空咖啡杯扔在站台上，从而违反了不在公共场所乱扔垃圾的社会规范。几秒钟后，另一个实验员扮演的惩罚者走向这位违规者，坚定而礼貌地对他说：“请您把您的垃圾捡起来好吗？站台不是垃圾桶。”违规者这时候会一声不吭地捡起杯子并离开。接下来，这位惩罚者会在他的包里找什么东西，并会“不慎”把包里的书和本子全部掉在一位乘客面前，而这位乘客在之前目睹了整个违规以及惩罚过程，且只有他一人能够帮助惩罚者捡书。如果这位乘客至少帮助惩罚者捡起了一本书或者一个本子，那么观察人员就认为他帮助了惩罚者。在帮助基准组中，实验员同样会“不慎”把包里的书和本子掉在一位乘客面前，但在这之前并没有发生丢垃圾以及相应的惩罚行为。因此，如果在帮助惩罚者处理组中，乘客提供帮助的概率大于帮助基准组的概率，那么就能够说明惩罚者确实会受到围观陌生人的帮助，反之则说明惩罚者不能从其他人那里得到收益补偿。

　　在帮助违规者处理组中，违规者同样将一个空咖啡杯扔在站台上，但此时不再有惩罚者过来让他捡起垃圾。接下来，违规者同样会把包里的书和本子掉在一位乘客面前，这位乘客此时可能采取的行为有：帮助捡书、不帮助捡书也不制止其扔垃圾、制止其扔垃圾等，观察人员则会记录下他的行为。如果与帮助基准组相比，帮助违规者处理组中乘客提供帮助的概率显著较低，就说明人们会通过不给予帮助的方式来间接惩罚违反社会规范者。在惩罚基准组中，违规者在扔垃圾后并不会掉落包里的书，也即乘客并没有机会对其进行间接惩罚，观察人员会记录下乘客是否制止了违规者，并认为这种行为就是对违规者的直接惩罚。由于帮助违规者处理组中存在着间接惩罚途径而惩罚基准组中并不存在，因此如果前者中乘客进行直接惩罚的概率低于后者，就可以认为间接惩罚对直接惩罚具有“挤出”的效果，反之则认为间接惩罚机制的存在对直接惩罚并没有影响。

　　实验结果：间接惩罚“挤出”了直接惩罚

　　统计的实验结果表明，在帮助惩罚者处理组、帮助基准组、帮助违规者处理组中，乘客提供帮助的概率分别为44%、39.7%、18.6%。前两者之间并没有显著的差异，而第三组则显著低于基准组。这表明人们并不会因为惩罚者的直接惩罚行为而给予他过多的帮助，但会对违规者的行为进行间接惩罚。因此，直接惩罚为何会在现实生活中存在仍有待新的理论进行解释。在惩罚基准组中，旁观者对违规者进行直接惩罚的概率是17%，而在帮助违规者处理组中，这一比例显著下降到6.8%。这说明当存在间接惩罚时，直接惩罚的确会被挤出。因此，在某些惩罚机制的设计中，就必须要考虑到是否有必要引入间接惩罚机制，以及引入这种机制可能造成的挤出效应。

　　此外，在惩罚行为中还存在着显著的性别效应。同样作为违规者，女性受到直接惩罚的概率大约是男性的4倍，而男性受到间接惩罚的概率则大约是女性的2倍。而进行直接惩罚或者间接惩罚的概率与惩罚者的性别并没有显著关系。劳卡斯等人认为，当面对女性违规者时，惩罚者所面临的风险相对较小，因此比起面对男性违规者时，人们更多地选择直接惩罚。同样，现实生活中惩罚所面临的风险往往比实验室这样规范且匿名的环境大得多，因此在实验室中间接惩罚对直接惩罚的挤出效应可能并不显著，但到现实生活中则会相当显著。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关于新兴经济学理论创新的综合研究”（13AZD061）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