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自觉站在巨人肩上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既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照抄照搬，也不是单起炉灶另开张。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根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在于回答中国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在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精髓的基础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方法论解决实际问题，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借助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望远镜”和“显微镜”

　　唐朝诗人王之涣（688—742年）有诗云：“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其实，要想看得远、看得真不仅要登高还要有装备。毛泽东在延安时就把马克思主义比作“望远镜”。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望远镜”和“显微镜”。望远镜看得远，高瞻远瞩；显微镜观察入微，透现本质。马克思主义哲学“望远镜”和“显微镜”的功能，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方法论的功力上。

　　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凝结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心血和智慧，包含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观点、方法，可谓博大精深。可以说，每一部哲学经典著作都是一座金矿，闪耀着人类哲学智慧的光芒，为人们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和宝贵的精神滋养。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全面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内在的、有机的联系，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实质和思想精髓。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观点和方法，仅仅阅读二三手资料是不行的，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原原本本地精心研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作家的原著。

　　1884年8月13日，恩格斯在给格奥尔格·亨利希·福尔马尔的信中指出：研究原著本身，“不会让一些简述读物和别的第二手资料引入迷途”。1890年9月，在致约瑟夫·布洛赫的信中，他再次写道：“我请您根据原著来研究这个理论，而不要根据第二手的材料来进行研究——这的确要容易得多。……可惜人们往往以为，只要掌握了主要原理——而且还并不总是掌握得正确，那就算已经充分地理解了新理论并且立刻就能够应用它了。在这方面，我不能不责备许多最新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也的确造成过惊人的混乱……”1894年10月4日，他在为《资本论》第三卷写的序言中指出：“一个人如果想研究科学问题，首先要学会按照作者写作的原样去阅读自己要加以利用的著作，并且首先不要读出原著中没有的东西。”

　　毛泽东一直大力提倡干部要读马列著作。1939年，毛泽东与马列学院的学员谈话时指出：“马列主义的书要经常读。《共产党宣言》，我看了不下100遍，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有时只阅读一两段，有时全篇都读，每读一次，我都有新的启发。……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于应用，要应用就要经常读，重点读。”延安整风时他说，我们党内要有相当多的干部，每人读一二十本、三四十本马恩列斯的书，我们有这样丰富的经验，有这样长的斗争历史，如果还读了这些马恩列斯的著作，我们党就武装起来了，我们党的水平就大大提高了。1945年，毛泽东在七大上又特别提出要读《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和《联共党史》5本马列著作。1949年，在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时候，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定“干部必读”12本马列主义著作。1963年，毛泽东又提出学习30本马列著作的意见。工人阶级政党的导师们关于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训诫，理所当然包括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

　　当然，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卷帙浩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就有50卷，《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也有60卷，总字数有几千万字，哲学思想贯穿其中。这是一般人难以通读的。但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系统化、整体化的角度来看，如果只去阅读一两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是难以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的。

　　有人用邓小平“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话，为不读哲学经典的行为辩护。其实，邓小平那是针对全党讲的，既包括领导干部，也包括普通干部和群众，对于自觉担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使命的同志，对于领导伟大的党、伟大的人民完成伟大事业的同志，怎么能不去研读哲学经典？不能把“学马列要精，要管用”同研读马恩经典著作对立起来。别忘了邓小平同时还讲过一句话“长篇的东西是少数搞专业的人读的”，也就是说，搞哲学研究的人是必须读哲学大本本的。

　　更进一步看，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对于坚信马克思主义的人来说，读哲学经典，也是对自己哲学信仰的忠诚、对主义的致敬、对信念的不懈追求。不读怎么能信，不读又怎么去体现信？

　　牢牢把握实事求是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精髓

　　发展马克思主义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一百多年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波澜壮阔，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博大精深，马克思主义的论断灿若星辰。不同时期、不同国度的“马克思主义者”又对马克思主义有着结合新的时间、地点和条件的新认识，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曾经也有一段时间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出现过偏差，用邓小平的话讲，就是没有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但是没有搞清楚就要犯错误，就要吃苦头。

　　恩格斯强调，“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结论、具体论断、具体原理可以随着时间、空间、地点诸条件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可是作为世界观方法论的哲学，因其揭示的是事物发展最一般的规律，而“放之四海而皆准”。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来说，首先是学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好马克思主义哲学，终生受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断章取义、叶公好龙。把握住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就搞清楚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邓小平晚年很谦虚地说：“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其实这既是大谦虚更是大自信，掌握了实事求是的哲学精髓，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好？邓小平称自己是“实事求是派”，实在是意味深长。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精髓，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和“特殊条件”，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不丢老祖宗，又要说新话

　　“世易时移，变法宜矣”，顺应时代的变化不断创新，是中国社会一以贯之的传统。早在《易经》中就有“与时偕行”的要求，偕行就是要适应变化的需要而不断说新话，走新路，向前奔。中国共产党人同样是如此。不要以为只有毛泽东说过“不如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等于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超过马克思，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后来邓小平同样讲过类似的话：“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怎么理解伟人们的这些话呢？其实就是走中国自己的路，不断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决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要防止不思进取的“我注六经”，反对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的字里行间去找什么九鼎之言，更反对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作家的个别结论教训他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丢老祖宗，但必须说新话。我们讲超越，不是丢弃，更不是否定，而是站在“巨人的肩上”往前走。只有真正的坚持，才会有真正的超越。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更不能是“被修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在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之始，中国共产党人便开始了说新话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设想社会主义革命会在一个落后的农业社会走向成功，所以，“农村包围城市”就是新话，“枪杆子里出政权”更是新话，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不说新话就不可能成为中国需要的、能在中国走向成功的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既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武装头脑、指导中国实践的过程，更是与中国国情、中国优秀思想文化，包括与中国话语体系相结合，并为中国人民所接受的过程。说新话的过程也就是时代化、中国化、大众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