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考古学与狭义历史学从大的目标来看都是研究人类历史的过去,二者的不同主要是研究的对象和方法有一定的差别(当然也存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况,如文物学、文字学、铭刻学、简牍学、历史考古学等领域)。主要差别在于研究的对象一个侧重于文物和遗存,一个侧重于文献和文本;研究方法上一个侧重于田野考古发现,一个侧重于考据、分析、归纳和逻辑推理,二者都强调二重证据或多种证据法,但考古学的物(实)证特征更加突出。

　　目前考古学研究的目的可以分成三种趋向,一是物质文化史的研究,二是复原古代社会的研究,三是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与服务(即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发扬与光大)。这三个目的有交叉也有区别,主要是根据目的采取的研究方法、理念、工作进程和文化价值选项判定的出发点不太一致。第一种物质文化史的研究对考古学而言是以年代学为核心的研究,一直代表了中国考古学界的主流业态,其核心的研究方法以田野考古学为基础,在地层学、类型学和文化因素分析的研究当中,梳理一个区域考古学文化的主题面貌和发展脉络;第二种复原古代社会的研究是以聚落考古为核心的研究,其核心的研究方法是在前一种研究的基础上,更多采用科技考古的手段和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总结出一个区域、考古学文化时段遗存的社会结构、组织乃至文化精神方面的发展特征;第三种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与服务对考古学而言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当前大遗址的考古研究已经走在了这条路上。其核心的工作理念是在前两种研究的基础上,一方面要解决复原古代社会的问题,另一方面解决在保护的基础上,致力服务于国家和现代社会文化创造与发展的问题。

　　这三种趋向在对待历史文献或处理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关系方面也呈现出不同特点。第一种形式,文献或文本为考古学所用并发挥关键作用。如研究秦始皇陵的修建时间时,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有关“始皇初即位,穿治郦山”的记述,得出秦始皇陵修建了38年(公元前246-前209年),这是建立在司马迁记述真实的基础上推导出的时间,是否符合历史实际要随着秦始皇陵各组成要素年代的界定进行深入推敲和确认。这种形式,夏商周三代考古研究中更为突出。如殷人屡迁,是殷商史上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文献记载,殷人“不常厥邑”,屡次迁都,“前八后五”。成汤以前的八迁,基本上属于部族的流动或方国的转移,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都邑迁徙。成汤以后的五迁,学界耳熟能详,即仲丁自亳迁隞,河亶甲自隞迁相,祖乙迁邢,南庚迁奄,盘庚迁殷。这些文献记载对殷都的考古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依据对考古学文化分期和文化因素的不同理解,既引起了郑州商城“亳”“隞”之争,同时也逐步改变了学界对小屯殷墟的布局认识,形成了洹北商城应是盘庚迁殷最初地点的见解。

　　第二种形式,在搞清楚考古学文化时间堆积机理和遗存空间布局的基础上,把文献的研究贯穿于聚落考古研究的每一个层面和环节,并结合科技考古(自然环境、地理气候等)研究成果,总结复原一个聚落的发展面貌。如河南内黄三杨庄汉代聚落的形成及废弃过程就是借助文献记载得以进一步细化。三杨庄遗址的主体遗迹被水流冲积基层所叠压,其形成应与汉代黄河决溢、泛滥有密切关系。三杨庄遗址汉代隶属魏郡管辖,毗邻黄河,《汉书·沟洫志》记载,西汉哀帝时,因黄河经常从魏郡以下决口,故广征治河应对之策。贾让献《治河三策》,他在开篇处说:汉代一部分农夫,在原来黄河堤内的滩地上,“稍筑室宅,遂成聚落”,而且是“稍去其城郭,排水泽而居之”。如果我们以贾让所说的“新起庐舍”来观察和分析三杨庄遗址的总体布局,可以发现,这里不是汉代的寻常农村,而是在黄河滩地新垦殖区出现的新起庐舍。三杨庄汉代聚落整体上呈现为“田宅相接、宅建田中、宅与宅隔田相望”的形态,这种形态的历史意义在于其与闾里化聚落的巨大差别,预示了新的社会形势下农业聚落形态发展演变的一种新趋势。结合文献与考古发现来看,三杨庄遗址的形成与新莽始建国三年“河决魏郡”有着密切的关系,推断这一地区汉代聚落整体被淹没、埋藏的时间应在新莽天凤元年之后。通过这些细节,一幅活生生的汉代黄河滩地垦田兴衰的画卷跃然纸上。

　　第三种形式更加关注为现实社会生活服务,或者突出其历史和科学价值,或者突出文化与社会价值。各地在考古学研究基础上成为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地方尤其如此。如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分布于中岳嵩山南麓,包括观星台、太室阙和中岳庙、启母阙、少室阙、嵩岳寺塔、会善寺、少林寺建筑群在内的8处历史建筑。这些建筑既是中国古代先民集体劳动和智慧的结晶,也是中华文明发展演变的实物见证。以观星台为例,西周初年周公在阳城“以土圭之法,测土身,正日景,以求地中”;东汉天文学家张衡在《灵宪》一书中最终确定的天地之中也在古阳城。元代至元十三年至十六年,郭守敬以此为中心点观测,并推算出了当时较为先进的历法——《授时历》,其精确度与现行公历仅相差26秒,但创制时间却早了300年。因此可以说,周公测景台和观星台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天文观测建筑。诸如此类,对历史文献的解读,服务于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当然这些解读得到了学术界的公认,也作为可信知的历史文化受到社会大众的认可与传播。又如我们在研究中原历史文化时,曾提出“中原历史文化”实质上是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文化”“社会主导文化”(刘庆柱、韩国河《中原历史文化演进的考古学观察》《考古学报》2016年第3期)。这种大历史观的文化解读涉及的文献很多,既不能把历史文献拿来了事,也不能拘泥于文献而怀疑一切,更不能围绕自己的“中心文化价值”过度阐释,有意否认其他文献记录和考古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