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如何走向和谐共生,是新时代文化建设必须思考的一个重要命题。对广大文化工作者和文化研究者来说,如何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主导,兼收并蓄、包容理解,进而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现实课题。

　　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5000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

　　东西文化的互鉴与包容

　　追溯起来,中外文化的交流肇始于东汉末年佛教传入中国,后来佛教中国化,并创造性地成就了中国的禅宗。古代中国人在研究学问的时候,欧洲很多地方还过着茹毛饮血的生活。伏尔泰认为,中国文化传入是对西方文化一次巨大的“文化冲击”。他说,当中国已经成为广大繁庶而且具有完善而明智的制度治理国家的时侯,“我们(欧洲各国)还是一小撮在阿尔登森林中流浪的野人”。那个时候,不少西方哲人相信,人类文明、科学技术的发展,都是首先从中国那里开始的,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遥遥领先。

　　但是,资本主义的兴起使得剧情反转,古代农业文明无情地被西方工业文明所打败。本来,一个民族和国家在一定时期内的落后是正常的事情。但因为中国曾经是“老大帝国”,外来的刺激比想象中更为强烈。特别是,鸦片战争以来,经过割地求和尤其是英法联军侵入北京,蔑视、排外的心态逐渐被畏惧的心态所替代。中国人开始深刻地反省,觉悟到应该向西方学习,于是就有了洋务运动和戊戌维新。但是,曾国藩和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只知道坚甲利兵和声光化电的重要,大体是技艺的模仿;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运动试图变法自强,却沦为简单地“政治抄袭”。随着清王朝的覆亡,儒学作为国家的意识形态的功能正式宣告终结。

　　辛亥革命是在中国实行西方政治民主的一次重要实验。孙中山接受西方政治民主传统中的民有、民治、民享观点,提出民族、民主、民生的主义,启迪民族意识觉醒,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国家。可不幸的是,辛亥革命的双重遗产仿佛预示了20世纪中国步入现代化之路的艰难和坎坷。在此大背景下,20世纪初的中国知识精英逐渐意识到,文化的问题乃是根本的问题。于是,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尝试对中西文化异同展开深入探析。不久,冯友兰怀着东西文化这个世纪难题,又远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求学。经过一番对比、引进和消化,“五四”时期人们愈发清晰地看到中西两种文明的差异,及其对社会发展和变革产生的不同影响。

　　与李大钊的“东西文明融合说”不同,陈独秀将东西文化和文明看成“古今之别”的差异。他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中国为了追踪近世文明的潮流,必须取法欧美(尤其是法兰西)文明。继陈独秀之后,更有一些学者提出了全盘西化论。那个时候,不管是“极端派”还是“保守派”大体都认同这样一个观念:中国文化之最大错失在于“个人之永不被发现”。

　　上世纪下半叶以来,有关“五四”的批评之声时有所闻。其中,激烈者莫过于一些港台学者。他们认为,“五四”人物使用传统一元论的思维模式,形式主义式的全盘否定传统,并断言“新文化运动造成中国文化的断层”。对此,我们不能表示苟同。

　　事实上,正是“五四”一代思想领袖和知识精英将“民主、科学、自由、人权、法制”等先进价值或理念介绍、传播到中国,我们才真正迎来了一次现代文明的启蒙和洗礼。这批人是那个时代中国各个领域的杰出人物,是他们不懈的努力才使古老中国逐渐走出泥潭。同时,代表当时人类先进文化的西学输入,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建立,使中国文化汲取到了更为深厚、广阔的人类精神养料,进而得以重新焕发生机、获得新生。

　　所以,中西文化虽然有冲突,但交流更为重要。相互学习、借鉴、包容就是和解,就像现在的中美关系,表面上看是经贸冲突,实质上是价值观念的对话。由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及其实践,无疑是破解矛盾、对立乃至冲突的最好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