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8日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指出:“科学设立评价目标、指标、方法,发挥好评价指挥棒和风向标作用。”笔者认为,学术期刊如何优化评审过程中的标准,是当前学术评价中应审视的问题之一。

　　反思消极评价的问题

　　学术期刊的编辑和外审专家,首先就是典型“学术评价人”。学术界乃至社会公众对学术期刊的评价则是水到渠成的后续之事。这种学术期刊编辑和外审专家对作者成果的独特评价,对广大作者发挥着显著的“指挥棒和风向标作用”。因此,反思其中的消极现象,改进用稿的基本原则和标准,以推进学术期刊的积极建设和创意发展,真正释放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学术原创力,非常值得注意。

　　学术期刊编辑的判断和遴选,是一种极其复杂和特殊的精神劳动,集中体现了学术评价的导向。当前,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质量显然存在着有待提升的很大空间。一些学术期刊论文存在缺乏内涵等问题。学术期刊论文的诸多问题,既与作者的写作意图和追求目标密切相关,也与消极的学术评价及其用稿导向密切关联。一种学术期刊在用稿过程中渗透出来的一种“消极意识”,反映在编辑工作的具体环节中,这种“消极意识”在决定稿件的取舍时甚至比这些学术期刊公布的选稿指南更具有直接的影响。

　　这里以“消极意识”指称学术期刊内部的“消极评价”。消极评价,指评价过程中偏重文章的外部形式因素、轻视其内部思想及其论证逻辑的评价态度和行为。有的学术期刊浮夸的学术评价导致缺乏思想内容的“研究成果”频频问世,再加上急功近利的社会风气的影响,致使研究成果愈来愈趋向外在的形式主义。

　　这种种的消极意识和评价行为反映在期刊选稿上,就表现为下述一系列弊端。唯名是求,偏重作者知名度而轻视甚至忽视文章本身的质量;唯稳是求,不愿与作者共同承担“学术探险”的责任,过分谨小慎微,反而使平庸之作或浮泛之作登堂入室;唯时尚是求,围绕某些流行的公共话题、充斥并无新意的庸言俗语,导致“跟风走”成为选稿用稿的通行法则。这些简单的外在选稿行为,是消极评价的具体表现,暴露出一些期刊存在的偏颇认识。而有些作者更是自觉地迎合刊物的选稿内需,追求时髦媚俗、包装至上;“思想抄袭”多于“思想探险”,以致“为发表而发表”“著书都为稻粱谋”的消极现象时常浮现甚至一定程度上泛滥。一些核心期刊乃至权威期刊均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这种偏颇倾向。那么,究竟是着眼于文章的核心概念与基本论断,还是拘泥于形式化的外部标志?是新颖深刻的思想至上,还是掠影似的形式因素优先?这些或隐或显的刊物内部的用稿标准或评价维度,关系到学术期刊能否可持续发展。

　　转变评价理念 变消极为积极

　　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既需要作者养成超越平庸、超越功利的学术信念和执着精神,也有赖于学术期刊通过审稿、评稿、刊稿来最大化地激发作者的创新欲望,释放其创意探索的潜在能量。当前,新的实践正等待着哲学社会科学界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思想”,因此,需要转变学术期刊的选稿标准,使刊物的评价意识从消极转向积极。对学术期刊而言,非常重要的就是确立下述新评价理念即评稿、用稿应然的标准。

　　第一,刊物要精心谋划、确立学术发展的战略取向。这是为学术期刊“塑魂”。一个大国的刊物之林,繁复多样;一家刊物如要脱颖而出,殊非易事。如何成为强刊名刊,最根本的在于“胸中有谱”——这个“谱”,就是刊物发展的战略宏图。胸中没“谱”,眼里无“景”——没有发展的愿景,难以获得远行的力量。《新青年》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刊物之一。在其创刊之初,陈独秀就发表了《敬告青年》这篇纲领性宣言以表明办刊宗旨。这样卓然不凡、高瞻远瞩的办刊宗旨,对该刊作者无疑是一种引领性的高标准,始终激励着《新青年》的作者们。《新青年》发表了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时代巨擘的诸多里程碑式的作品。虽然纯粹的专业学术刊物与综合性文化刊物在办刊思路上略有差异,但是,在服务社会、推动中华民族的进步等方面,刊物之间并无本质不同。在这方面,如何谋划好自身独特发展的战略取向、从不同途径或向度促进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对整个学术期刊界都是绕不过去的“战略定位”,并决定着具体的评稿、用稿、刊稿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