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传播研究中三“重”三“轻”倾向从根本上来说，与研究者强调政治传播的工具价值，急于解决当下中国政治传播困境的学术诉求紧密相关。我们有必要在学理价值设定与理论逻辑建构的耦合中，充分开掘实践与思想资源，注重基础研究的前提意义和学术承载功能。

　　5月16日，“首届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学术论坛”在中国传媒大学举行。论坛以“搭建高水平政治传播研究学术平台”为宗旨，受到了国内政治传播研究学界的高度关注与支持，可以看作对当下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力量、水平和取向的一次全面检阅。而对于这一正在形成的学科，政治传播研究取向涉及本学科在价值追求上的自我定位及其发展前途。因此，此次论坛反映的三种研究取向值得关注。

　　重对外传播，轻对内传播

　　与会学者普遍认为，政治传播研究在中国的迅速兴起，是适应中国政治文明发展需要的产物。但具体适应哪些需要，学者们关注的重点就有了轻重之分。比较而言，大家对中国对外传播的关注，远远高于对国内政治传播的关注。与会学者深刻认识到提升中国对外传播能力的重要性和急迫性，围绕“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主题，就对外传播的战略理论、话语体系建构以及国家形象塑造等问题进行深入的交流，成为此次论坛的一大学术亮点。然而，很少有学者从当代中国国内政治发展需要来审视中国政治传播问题。

　　从政治传播研究的学术史看，其作为专业名词乃至学科领域的出现是在20世纪中下叶。就其内涵和研究领域而言，不论是美国学者查非所说的“传播在政治过程中的角色”，还是英国学者麦克奈尔所说的“关于政治的有目的的传播”，政治传播指涉的都主要是国内政治中的传播。事实上，我们熟知的政治传播研究经典著作，研究对象也几乎集中于国内政治。从另一面看，我们批评西方政治传播主要着眼于选举与大众媒介，限制了政治传播研究的广阔视野，这本身也说明政治传播原本的主题就是国内政治。

　　在政治体制、政治文化与政治发展阶段上，中西方都存在较大差异，照搬西方政治传播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并不适合研究、理解中国的实践。但在明晰差异的同时，还需要看到现代文明以及现代社会科学的共性。因此，在开展中国政治传播研究时，置于中国政治现代化背景下的国内政治传播应该是我们关注的研究重点，这将具有深远的实践意义。

　　重对策研究，轻现象分析

　　纵览会议论文，有关成果大多集中于当代中国政治传播存在的不足与问题，并就此提出了诸多战略与策略等不同层面的对策。这种关注，客观上反映了研究者满腔的爱国激情与高度的责任感。中国政治传播研究之所以兴起，关键原因之一就在于业界、学界乃至国家都意识到目前政治传播实践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制约了中国政治文明的进一步发展，所以需要诊断病症所在，开出解决药方。为此，当然需要深入研究中国政治传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正是适应了实践的需要，学者们的关注体现了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强烈的现实关怀。

　　然而，不论从学科的长远发展来看，还是从真正提出具有影响力的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与对策来看，在缺乏对中国政治传播现象进行深入研究与把握的情况下匆忙讨论对策，绝非正确的学科发展路向。政治传播研究属于社会科学，而社会科学是通过研究具体社会现象来探求其本质和规律的科学。提供理论阐释与实践对策，推进社会发展固然是社会科学的价值与使命之一，但基础的或首要的任务却是理解社会现象，探求某种社会现象存在的本质和规律。以此推论，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首要任务是考察中国语境中政治传播现象及其特点，理解其深刻的本质与规律，在此基础上才能论及改进的对策。

　　如果用这一标准来考察，就会发现与会学者对于政治传播现象进行系统、深入考察的重视程度不够。而在本就不多的现象研究中，又有如下问题值得注意。一是考察对象过于微观与孤立，未能将其置于中国政治传播的整体背景中予以分析。二是考察现象的目的主要是提出改进对策，后者成为关注重点。事实上，这种研究状况影响了学界热衷于讨论的中国政治传播对策的准确性与可行性。

　　重现实分析，轻历史考察

　　第三个取向可以说是第二个取向的延续。与会学者不仅重对策研究，轻现象考察，而且在为数不多的现象考察中着重关注现实而轻视历史。需要说明的是，作为现代社会产生的社会科学门类之一，在政治传播研究中把重点放在当代是具有现实意义的，也是正确的。这里所说的轻历史考察，主要是说就政治传播研究中应该对历史应有的关注而言，目前的研究还有待于加强。在仅有的几篇讨论政治传播史的论文中，大多集中于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政治宣传手段或体制的考察，而对中国古代、近代政治传播实践与现象的专题考察则付诸阙如。

　　对于学科发展的积极意义来说，历史考察的学术价值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明。首先，考察历史上的政治传播，有助于我们了解更丰富的政治传播实践经验（当然，我们还应该开展横向的比较政治传播研究），通过比较来更全面、深刻地理解政治传播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功能及其实质与规律。特别是考察对象特有的历史完结性特点，具有现实考察无法具备的优势与功能。其次，历史考察是一种视野和方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当代政治传播研究的方法困境。荆学民教授指出，当前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一个突出问题，即重要选题只是在理论层面抽象论证而缺乏数据支撑，而运用先进实证、实验方法的研究，又由于缺乏对选题意义的判断而使其结果缺乏理论价值。就某种程度而言，历史考察可以弥补这种学理研究中的现实缺憾。

　　中国政治传播研究中三“重”三“轻”倾向的出现，自然与学者各自的领域与专业训练直接相关，但从根本上来说，客观上与研究者强调政治传播的工具价值，急于解决当下中国政治传播困境的学术诉求紧密相关。与其他学科的研究逻辑一样，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同样是贯通历史与现实的研究领域，在指向未来的学术发展进程中，我们有必要在学理价值设定与理论逻辑建构的耦合中，充分开掘实践与思想资源，注重基础研究的前提意义和学术承载功能，才能扎实稳定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不断走向深入。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