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是一种主体经验，是人在睡眠时产生想象的影像、声音、思考或感觉，通常是非自愿的。也就是说，梦大都是一种不自觉的虚拟意识。因之，“梦想”通常被视为某种潜意识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典故“黄粱美梦”讲的就是这一道理。但是，“梦想”同样可以是一种憧憬和渴望，俗话说“日有所想，夜有所思”，人们对某种美好事物的执着追求往往会化为持久的精神动力，于是“梦想”也就成为“理想”的近义词。19世纪英国著名诗人阿尔弗雷德·丁尼生讲过：“梦想只要能持久，就能成为现实。我们不就是生活在梦想中的吗？”[1]美国第28任总统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说得更好：“我们因梦想而伟大，所有的成功者都是大梦想家：在冬夜的火堆旁，在阴天的雨雾中，梦想着未来。有些人让梦想悄然绝灭，有些人则细心培育、维护，直到它安然度过困境，迎来光明和希望，而光明和希望总是降临在那些真心相信梦想一定会成真的人身上。”[2]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新一届领导人提出的“中国梦”就是这样一种“梦想”：承载着亿万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寄托着近百年来民族复兴的不懈追求。而且，正像尼日利亚前总统奥卢塞贡·奥巴桑乔所评价的那样：“中国梦不是政治口号，它勾画出了一个完全可以实现的愿景”。[3]为了说明这一点，让我们从邓小平提出的“小康社会”讲起。　

　　一、从温饱到总体小康

　　“小康社会”是由邓小平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规划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蓝图时提出的战略构想。新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曾经在半个世纪之前提出过一个经济发展“两步走”的设想：“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4] 经过30年的努力，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第一步设想已经基本实现了，但是距离第二步设想的目标还差得很远。这个“小康社会”就是邓小平借用传统的具有浓厚儒家色彩的概念，针对中共既定的第二步发展设想提出来的新的提法，并向其中赋予了新的内涵。1979年12月6日和1984年3月25日，邓小平先后在会见日本首相时指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就算达到那样的水平，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所以，我只能说，中国到那时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5]“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人均达到八百美元，就是到本世纪末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翻两番、小康社会、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些都是我们的新概念。”[6]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报告正式把邓小平提出的20世纪末实现小康目标的构想确定为今后2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从一九八一年到本世纪末的二十年，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即由一九八○年的七千一百亿元增加到二○○○年的二万八千亿元左右。实现了这个目标，我国国民收入总额和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将居于世界前列，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过程将取得重大进展，城乡人民的收入将成倍增长，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可以达到小康水平。”[7]

　　其实，这个“小康社会”是邓小平针对中国当时的国情及其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提出的务实的阶段性发展目标。要知道，1978年的中国还只是个温饱不足的低收入国家，按现价汇率计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只有区区155美元，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7.9%，在135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133位；人均国民总收入（GNI）只有190美元，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0.2%，在188个国家和地区中居第175位。[8] 这是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的恩格尔系数 [9] 分别高达67.7%和57.5%，即便是按中国自己当时比较低的贫困线标准衡量，也有多达1/4的人口（约2.5亿）属于尚未解决温饱的极端贫困人口。

　　如何达到“小康社会”？邓小平提出一个“三步走”发展战略：“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以一九八○年为基数，当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二百五十美元，翻一番，达到五百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一千美元。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进入小康社会，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那时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一万亿美元，虽然人均数还很低，但是国家的力量有很大增加。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下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四千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这是我们的雄心壮志。目标不高，但做起来可不容易。”[10] 在这里，邓小平已经将“翻两番”的标准由人均800美元明确提高到人均1000美元。而且，“小康社会”绝非仅仅人均GDP翻两番那么简单。按照邓小平1984年的预想，所谓“小康社会”就是像当时经济比较发达的江南地区的一些地方那样：“第一是人不往上海、北京跑，恐怕苏南大部分地方的人都不往外地跑，乐于当地的生活；第二，每个人平均二十多平方米的住房；第三，中小学教育普及了，自己拿钱办教育；第四，人民不但吃穿问题解决了，用的问题，什么电视机，新的几大件，很多人也都解决了；第五，人们的精神面貌有了很大的变化，什么违法乱纪、犯罪行为大大减少。”[11]六年以后，中共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做出进一步的概括：“所谓小康水平，是指在温饱的基础上，生活质量进一步提高，达到丰衣足食。这个要求既包括物质生活的改善，也包括精神生活的充实；既包括居民个人消费水平的提高，也包括社会福利和劳动环境的改善。”到20世纪末，“人民生活从温饱达到小康，生活资料更加丰裕，消费结构趋于合理，居住条件明显改善，文化生活进一步丰富，健康水平继续提高，社会服务设施不断完善。”[12]

　　为了便于衡量“小康水平”的实现程度，原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统计局等部门于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过一整套全国、城镇、农村有别的评价标准。就全国的基本标准而言，包括五个方面共16项指标。第一类为经济发展水平，由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GDP）一项指标组成；第二类为物质生活水平，由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城镇人均居住使用面积、农村居民人均钢筋砖木结构住房面积、人均蛋白质日摄入量、城市居民每万人拥有铺装道路面积、农村通公路的行政村比重、恩格尔系数八项指标组成；第三类为人口素质，由成人识字率、人均预期寿命和婴儿死亡率三项指标组成；第四类为精神生活，由教育娱乐支出比重和电视机普及率两项指标组成；第五类为生活环境，由森林覆盖率和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基本合格以上县百分比两项指标组成。城镇和农村的小康生活标准在全国基本标准的基础上各有损益，符合城乡差别巨大的客观现实。从上述指标来看，除了全国和城镇基本指标中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以外，其余绝大部分指标（特别是农村）都与社会建设和社会生活有直接关系。结果经过测算[13]，1990年全国小康实现程度为48％，2000年为96％。到2000年尚有三项指标没有达到小康标准，即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066元，实现85％；人均蛋白质日摄入量为75克，实现90％；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基本合格县比重实现80％。分地区来看，东部基本实现，中部实现78％，西部实现56％。同一时期，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从1991年的53.8%下降到2000年的39.4%，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从57.6%下降到49.1%。这便是总体实现小康时的基本情况。这一时期在扶贫开发方面获得的成就尤为瞩目，农村贫困人口减少了2.2亿，世界银行认为中国是20年来对全球扶贫事业做出最大贡献的国家。[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