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以来，经过六十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艰辛探索和实践，已摸索并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通过这条道路，中国改变了落后面貌，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空前提高。现在正全面启动新一轮改革，为了后续的探索能符合国情和时代发展潮流，需要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其中离不开对六十余年经济史的回顾与思索。

　　一、独特的资源禀赋是选择中国道路的基础

　　选择适合中国发展道路的基础在于适应中国独特的资源禀赋。中国是世界罕见的具有数千年历史的统一大国。地域和民族的多样性，统一国家历史的相对稳定性，造就了千姿百态的乡村、城镇，经济、文化。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抓住其中的关键环节和特点？

　　1979年，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议上讲道，“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邓小平认为，要使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至少有两个重要特点是必须看到的：一是底子薄；二是人口多，耕地少。“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比方说，现代化的生产只需要较少的人就够了，而我们人口这样多，怎样两方面兼顾？不统筹兼顾，我们就会长期面对着一个就业不充分的社会问题。这里问题很多，需要全党做实际工作和理论工作的同志共同研究，我们也一定能找出适当的办法来妥善解决。”[1]

　　邓小平抓住的两个特点与毛泽东的看法一脉相承。早在20世纪40年代初，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模式”，认为在中国落后的经济和文化背景下，无法实行西方资本主义和苏维埃社会主义。中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口多、耕地少，经济落后，因此有大量的人口滞留在农业和农村，这就导致了最好的土地制度不仅应该能够实现土地的产出最大化，提高这种稀缺资源的利用效率，而且必须考虑到这种土地制度的外部性，即土地的分布和流转不致引发因部分人失去生存手段而出现收入差距过大和由此引发的社会动荡。新民主主义国家所面临的任务是进行至关重要的改革，首先是实现孙中山提出的“耕者有其田”，使无地少地的农民得到土地。土地改革不仅完成了从地主土地所有制向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巨大转变，使3亿多农民能够在农村“有业可就”，而且带来了乡村社会的历史性变革。[2]在这场运动中，土改工作队的建构，阶级成分的划分，乡村政治的重塑，极大地改变了原有的社会格局和秩序，建构了新的、良性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完成土地改革以后，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还不能立刻吸纳农村和农业大量富余的人口时，土地制度具有的社会安定保障功能就突出出来。这是农业合作化以后土地归公和1978年以后实行以家庭经营后直至今天仍然维护土地集体所有的重要内在原因。

　　与此同时，以中国共产党为首的代表社会各阶层利益的联合政府领导国家，在涉及国家经济命脉的领域（如大型工业企业、交通运输、金融等方面）以及限制私人资本增长的基础上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同时对私人资本实行监督。[3]这样的道路在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中被概括为“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十六字方针。这一方针指引了新中国建立后头七年的经济恢复和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以及朝鲜战争促使中国要求迅速推进以能源、原材料、机械为主的重工业发展，尽早建立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从而提前、提速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对个体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三大改造”在短短的四年内基本完成。这一方面使国家得以通过集中财力、物力、人力，压低消费水平，在资金、技术、设备、人力资源等方面突破瓶颈制约，为中国建立独立完整工业体系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地方、企业和个人积极性难以充分发挥的弊病越来越凸现出来。“文革”的倒行逆施从反面促成了万众一心的改革开放。30余年的改革进程使我国成为世界上总量第二的经济大国。

　　目前，中国13亿人口，仍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据2008年《中国国土资源公报》公布的全国耕地面积是18.26亿亩。人口多，耕地少，人均资源与财富相对较低，仍是中国的基本国情。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3月28日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的演讲所言：同样一桌饭，即使再丰盛，8个人吃和80个人吃、800个人吃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深知，在相当长时期内，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提高13亿多人的生活水平和质量需要我们付出艰苦的努力。

　　既要避免财富占有差距过大、社会不公造成的动荡，又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推动经济持续发展，还要应对国际竞争的挑战和压力。这是我国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缘由与目的。

　　二、曲折的路径体现了选择中国道路的经验

　　中国道路经历了曲折的路径，在选择过程中有丰富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成功的选择来自认真吸取历史上的经验与教训。

　　（一）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的建立使中国克服资本的瓶颈制约

　　中共中央于1952年底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其核心是“一化三改”，即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1953年至1957年，中国经济成分逐渐趋于单一。这种状况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发展状况不相适应。另一方面，在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改造中，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动员能力特别强的现代国家体制与国家意志，其动员渗透能力深入到社会的底层。同时，共产党完成了一场相当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把私有财产权，尤其是最重要的土地资本，变为国有或是集体所有。而这个庞大的公共资产，是后来30年经济快速发展的资本。

　　尽管如此，早在1956年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改造中出现的问题即有所认识，试图“以苏为鉴”，于1956~1957年提出新的认识并制定了有关政策设法纠正，试图修正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管理制度[4]。这一探索在理论上没有上升到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很快被中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