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邓小平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论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基本原理，结合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坐标中考察文艺，又在思想战线的斗争中深度阐发文艺。他对新时期的文艺作了全新的理论阐释，提出了关于文艺领域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艺思想理论体系。

　　一、邓小平新时期文艺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1.在拨乱反正中初步阐述文艺理论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社会主义文艺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为了促进解放思想、拨乱反正，邓小平在1977年8月的全国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提出，要恢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允许争论，并赋予其新的科学内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邓小平重申贯彻“双百”方针的最好办法就是坚持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1979年10月，邓小平在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以下简称《祝词》）中指出，要正确看待“文革”前十七年文艺发展的历史，重新调整了文艺政策，“不继续提文艺从属政治这样的口号”。据此，1980年7月26日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二为”方向成为党的文艺工作的总口号。“双百”方针和“二为”方向的提出，打破了长期以来僵化的文艺局面，扭转了文艺从属于政治的状况，促进了思想解放运动的形成和发展，为拨乱反正创造了有利条件，激发了广大文艺工作者创作热情。

　　2.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坐标上进一步阐述文艺理论

　　1979年，邓小平《祝词》中将文艺事业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战略高度来考察，并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人类发展和社会主义发展的角度阐述了文艺在满足人民精神需求、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提高社会思想文化道德水平方面的作用。1983年4月29日，邓小平在会见印度共产党中央代表团时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1985年9月23日，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闭幕上的讲话中谈到精神文明时，强调思想文化卫生部门及它们的企业都要重视社会效益。他严厉批评了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拜金主义倾向，强调坚持社会效益为重的原则，主张“思想文艺界要多出好的精神产品”，声称“思想战线的战士，都应当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而不是做“惟利是图的商人”。为了保障改革开放顺利进行，1987年4月7日，邓小平在退出领导岗位之前作了要恢复和发扬“讲理想，讲纪律，讲为人民服务，爱党，爱国家，爱社会主义”[1]的重要嘱托。在社会主义现代化两个文明建设过程中，邓小平始终认为文艺在维护安定团结、搞好社会风气和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3.在思想战线斗争中深度阐发文艺理论

　　1981年3月27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负责人时，针对思想战线“左”的错误倾向和右的错误倾向，提出了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党的领导的前提下，既要批评“左”的错误思想，也要批评右的错误思想。1983年10月12日，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上，强调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这里的思想战线包括文艺战线。他就理论界、文艺界出现的严重的精神污染现象，指出“一些同志应当看看他们的错误言论、有害作品、低级表演在人民、在青年中间产生了什么影响、什么后果嘛”。[2]邓小平强调“要防止‘左’的错误，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开展自我批判的方法取代过火的批判、残酷的斗争和无情的打击。”[3]1985年5月20日，他在会见陈鼓应教授时，指出“中国要搞现代化，绝不能搞自由化”，特别强调了文艺的政治方向，但不主张搞政治运动，对文艺的作用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1985年，邓小平提出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宣传，不搞任何运动和‘大批判’[4]。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在同胡耀邦、赵紫阳、万里等人谈话时声明，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他说：“反对精神污染的观点，我至今没有放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还要搞二十年。”[5]邓小平还对文艺批评、文艺的作用、文艺创作和文艺工作者的职责都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论述。

　　可见，邓小平新时期文艺理论，是在总结过去党和国家文艺工作经验教训，结合新时期的新环境和新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它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的新阶段，为新时期发展和繁荣我国的文化艺术事业指明了方向，也为治理当今文艺领域的乱象提供了指南。

　　二、邓小平新时期文艺理论的主要内容

　　改革开放以后，文艺工作面临许多重大问题迫切需要解决，邓小平对此作了许多深刻、精辟的论述，为新时期的文艺工作指明了方向。

　　1.文艺的性质和地位

　　早在党领导的革命和战争时期，毛泽东将革命文艺的作用具体化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6]，并认为文艺服从于革命和政治。

　　作为新时期的政治家，邓小平从将文艺纳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高度考虑，将文艺定性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强调了文艺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根本任务是培育新人，再“通过这些新人的形象，来激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他们从事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创造活动”[7]。他多次强调文艺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坚持文艺要反映、讴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认为“社会主义文艺就是要通过有血有肉，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真实地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反映人们的各种社会关系中的本质，表现时代前进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趋势，并且努力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给他们以积极进取、奋发图强的精神。”[8]

　　在文艺与政治关系上，邓小平“不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但觉得文艺又不能脱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最大的政治，不脱离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和促进安定团结这样的政治，不能脱离培养社会主义新人这样的政治。他对文艺从属于政治做出了更为深刻的解释，即文艺不从属于政治斗争，特别是党内斗争，人民内部之间的斗争，不是为打击党内同志服务。但文艺不能脱离现代化建设这个最大的政治，也会为具体的政治任务服务，如围绕建国、建党、建军等重大节日创作的文艺作品；春晚中为党的政治任务服务，如80年代费翔的《故乡的云》，《血染的风采》《十五的月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