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之初，中日间曾经有过小额的贸易往来。后来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刚刚起步的中日经贸关系几近中断。在中国和日本民间贸易团体的共同努力下，1952年6月1日，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和日本民间贸易团体的代表在北京共同签署了中日间第一个民间贸易协议，中日贸易交流再度起航。本文拟利用国内外的一些档案资料，探究第一个中日民间贸易协议签订的背景、目的和过程，并对其影响和意义做出评析。

　　一

　　中日间的经贸交流历史久远，特别是近代以来，日本工业的迅速崛起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国廉价的出口原料和广阔的商品市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实现了对日本的单独占领，作为美国实施亚洲战略的重要棋子，日本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复兴对美国至关重要。从1947年开始，美国控制下的驻日盟军司令部便着手制定政策，有限度恢复日本民间对外贸易。美国此举一方面意在加快日本经济复兴步伐，促使日本经济走向自立，另一方面也可以减轻美国每年高达3亿美元的援日负担。［1］美国政府认为，中国作为日本历史上最重要的原料供给地和商品销售市场，对日本的经济自立举足轻重。因此，积极鼓励日本与中国开展贸易往来，但这一政策在1948年后逐渐发生变化。

　　从1948年秋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连续发起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给国民党军队以致命打击。中国国内局势日渐明朗，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几成定局。面对新的共产主义政权即将诞生的现实，美国政府在日中贸易政策上产生动摇：日本的经济自立固然需要与中国开展贸易，但是如果放任日中贸易发展必定会壮大即将建立政权的中共的力量，这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遏制共产主义政权的冷战政策不相符。在这种矛盾心态下，1949年3月，美国国家安全保障委员会制定了一份对华贸易指导文件，即NSC41号文件，在详细探讨了对中国应实施贸易统制政策后，提出在驻日盟军司令部的监督以及确保禁止向中国出口一切可直接用于军事目的物资的前提下，可以允许日中进行有利于日本经济发展的民间贸易，但只能采用以货易货的方式。［2］

　　战败后的日本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物资匮乏，通货膨胀，出口无力，市场萧条，失业率居高不下，民众生活贫困。美国每年3亿美元的援助对经济不振的日本来说只是杯水车薪。为了克服经济困难，受制于美国对华禁运政策的日本政府只能采取降薪和裁员政策，这更加激化了国内各阶层之间的矛盾，社会动荡不安，抗议活动此起彼伏。因此，“摆脱经济危机，恢复生产成为劳资双方共同的心愿”。［3］日本各阶层特别是经济界人士普遍认为，“日本经济的死活问题，乃系于输出是否能够增大……日本的现在如要想输出增加，且能超过以往，非和贵国（新中国）、北（朝）鲜、苏联等国家增进贸易不可……尤其以和贵国的关系来讲，若以共存共荣的精神着起，以有无相沟通的方式去通商时，相信一定会有力地发展下去”。［4］因此极力赞同并积极采取措施促使日中贸易的恢复。还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中日贸易促进会[1]、国会议员促进中日贸易联盟[2]和日中贸易协会相继在日本成立。其中，中日贸易促进会是日本国内成立最早的贸易促进团体，成立于1949年5月4日，该会主要由社会党、共产党的成员以及进步的学者、工会活动家、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的企业主组成，其宗旨是准备为开展与新中国的直接贸易而活动，希望通过中日贸易促进会实现真正的日中友好，实现两国的繁荣和世界和平，因为“开展与新中国的贸易及其他一切领域的合作是绝对必要的。这方面的成功与否，关系到我国的生死存亡”。［5］8月15日，该会又发表要求日本政府放宽日中贸易限制的《关于促进贸易的声明》，认为解决贸易问题的根本对策只有促进自主的日中贸易。同时表示，希望政府最优先向中国派遣使节，促进日中贸易的运动应当成为振兴出口业之国民运动的核心，“这正是国民要求的实现8000万人口的生存、稳定与繁荣的条件”，因此，“我们期望政府最大限度地对此提供便利”。［5］（p.67）

　　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巴黎成立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通称“巴统”，其目的是制定“禁运货单”，不向中国、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输出“战略物资”和新技术，企图用封锁禁运将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中。吉田茂政府虽然追随美国敌视新中国的外交政策，但在发展同新中国贸易问题上却另有打算，试图在不触动日美关系根本利益的前提下与中国进行贸易往来。吉田茂曾说：“中国变红也好，变黑也罢，对此我均无兴趣。中国是个天然的市场，对日本而言，目前，有必要把中国作为一个市场来考虑。”［5］（p.59）尽管日本在政策层面上禁止国内的公司、贸易团体与中国进行贸易往来，但实际上采取了相对宽松的管理。1950年4月29日，国会议员促进中日贸易联盟提议的《关于促进日中贸易的决议案》在国会获得通过，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国会通过的第一个关于日中两国贸易问题的决议案。决议案指出，“对中国的贸易之重开，对于即将面临美国援助逐渐减少的我国经济是一个重大的问题……是对日本的生存不可或缺的贸易的一环”，要求日本政府“应该抛开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从纯经济的观点出发，与新中国互派经济使节，尽快在制定和实行重开直接贸易的积极方针方面采取万全之策”。［5］（p.76）日本对中国民间贸易在政治和民间层面上具备了启动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