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阳国志·序》说：“夫书契有五善：达道义、彰法戒、通古今、表功勋而后旌贤能。”这是志书功能最早的表述，历代志家有着大意相近的表述。民国年间，于乃仁在《方志学略述》中说：“方志之性质及其效用，盖有三焉：一曰备行政官吏之省览，俾发政施令得其宜也……二曰资学者治史以最丰富之史料也……三曰启发后进敬恭桑梓之心也……”可见，修志传统本身并不具有大众化的传播功能。从历史角度看，一直以来，地方志书都是应小众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方志文化一直以来都是精英文化。“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邑者以志为鉴”，在古代社会，志书是统治者了解地方情况最主要的工具。这些历史上对地方志的相关论述，无不出自精英阶层，无论是国家的一统志还是地方的各级各类志书，其编修的目的都是为了资治，由政府组织编修、知识分子编纂，为官员阅读和利用。当然，在古代，由于刊刻昂贵，印数有限，保存不易，难以传播，再加上受教育人群的限制，因而有能力阅读志书的人极其有限。80年代，著名历史学家来新夏教授在其主编《方志学概论》中将志书功用分为两类，一是“资治”的作用；二是“资料”的作用。直到1986年，原中国地方志协会副会长朱文尧先生在中国地方志第三次全国学术年会上，将古今方志功能概括为三大功能：“资治、存史、教化”，成为20世纪80年代后期方志界供认的三大方志功能说。

　　如今，资讯多元、教育普及，但除了史志爱好者外，仍然鲜见有主动阅读志书的人。一方面，虽然新任官员阅读地方志书是普遍现象，但大多限于了解掌握一些基本情况，并不真正依据志书进行决策。因而，“治郡邑者以志为鉴”的功能较古代已大为弱化。

　　另一方面，现在很多地方史志部门仍为“弱势部门”“边缘部门”，一些从事史志工作的同志对自身工作的责任感、神圣感和紧迫感也就不够，资政及育人意识比较淡薄。很多县级史志部门的工作，停留在“闭门修史”，多年编纂一本数百万字的志书、几年编著一本党史书籍、一年编纂一本年鉴的阶段，而这些成果本身也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在地方文史资料与社会现实状态的结合处在弱势状态。假如说志书也是一种历史性读本，那么，我们从中看到的历史是比较生硬和呆板的，一般的人们很难在这些书籍中找到历史与个人记忆的契合点，也就很难身临其境地进入到这种历史当中，这是志书作为历史性读物的极大局限，也因而，现在很多史志部门出的书吸引不了普通受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