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4月29日，新华社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农村基本上实现了初级农业合作化。到1956年12月，全国农村96.3%农户加入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其中初级社者占农户总数的8.5%，高级社者占87.8%，意味着全国农村基本实现了高级农业合作化。但是在初级社到高级社的转变过程中，由于相当多的初级社还来不及巩固，就匆匆忙忙地转为高级社，甚至还有未经初级社阶段，而直接由互助组进入高级社；再加上经营管理、干部作风等方面的问题，由此引发了1956年底至1957年春部分地区农民闹退社闹粮食的事件。

　　退社风潮

　　我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经历了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三个阶段。初级社与高级社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以土地等主要生产资料作为农民的股份参加合作社，但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仍为个人所有，产品分配按所占生产资料与社员劳动工分的比例进行分红；而高级社，农民则需要把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交给合作社，在分配中生产资料不参与分红，而是完全按社员的劳动工分进行分配。高级社创办之初，由于管理经验不足，一些农业社对农民的管理和限制过严，这对于长期以来自由散慢惯了的农民来说一时还难以习惯。至于干部的强迫命令作风，更是引起了社员的不满。

　　1956年11月，中共河北省委在报送给中共中央的《关于农村干部强迫命令作风的报告》中说：“农业合作化以后，农村基层干部在工作中的强迫命令作风是日益发展的一种趋势。”“基层中干部工作中命令主义，不但是大量的，而且情况也是严重的，有的已经发展到违法乱纪的地步。”报告中例举了四个方面的情况：

　　一是许多农业社干部，在工作中不同群众商量，不听群众意见，多是少数人或个人作主，甚至发展到独断专行。对于群众的不同意见，任意扣上“落后”“反动”“破坏合作社”的帽子，使社员有话不敢说。高阳县耿庄乡因受水灾，社员忙于个人种菜、打鱼，对社里的集体生产不是很积极，社干部便擅自举办所谓“落后分子训练班”，受训社员达100多人。昌黎县刘台庄乡农业社，为动员社员投资，一夜不让社员回家睡觉，有一个生产队干部说：“不缴不行，没有钱卖人也得缴。”有的社员只得把家中的口粮、烧柴、猪饲料卖了来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