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7月26日，中国与美国、英国一起发表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接着以反法西斯同盟主要国家的身份成为联合国创始国之一，开始在国际社会承担重要责任。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备受列强欺侮的状态相比，中国的国际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特别是作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大国的地位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中国的国际地位之所以实现质的飞跃，是因为中国的抗日战争从一开始就具有国际意义。中国在抗日战争中付出巨大牺牲，与盟国协同作战，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国抗日战争迫使日本放弃“北进”方针

　　19世纪末，刚刚完成明治维新的日本就将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划入其“利益线”之内，认为只有控制和占领富庶的中国东北，才能进一步实现向北战胜苏联、向南通过“世界最终战争”战胜美国，进而取得世界霸权的目标。所以，中国东北不仅在日本战略计划中的地位举足轻重，而且其命运也为国际社会所关注。

　　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后即开始实施其战略目标，在中国东北屯兵最多时达80万，并在当时与苏联的边界线上修筑了号称“东方马其诺防线”的要塞群，其矛头显然是针对苏联的。苏联也明显感受到来自日本的威胁，特别是1938年和1939年，日本关东军两次在同苏联交界地区制造大规模军事冲突，即“张鼓峰事件”和“诺门罕事件”。尽管日军进攻被挫败，而且日本与苏联签订了“中立条约”，但这并不能解除苏联的担忧，不得不分出一部分主力部队驻守在远东防备日本。1941年6月22日德国进攻苏联后，要求盟友日本从远东发起攻击加以配合，这也为日本实施北进战略带来了机会。但面对这样的局面，关东军和日本军部却开始重新检讨向北进攻苏联的战略。

　　之所以发生这样的变化，是因为日本军队在占据中国东北甚至建立傀儡政权后，先是遇到抗日义勇军的大规模抵抗，接着又面对抗日联军的持续斗争，关东军必须分出相当多的兵力镇压中国民众的抵抗运动。而为维护傀儡政权的“安全”，关东军还要南下占领山海关，推进至热河、长城一线，与中国军队频繁发生冲突。在华北地区局势紧张乃至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更是陷入了与中国的持久战。由于投入中国战场的日本陆军主力已力不从心，当然不敢贸然把关东军投入到对苏作战的新战场。日军参谋总长杉山元称，日本的“大部分兵力现在正用于中国，（北进）实际上办不到”“帝国目前正在忙于中国事变，而且同英美之间的关系处于微妙阶段，所以，以暂不介入（苏德战争）为宜”。

　　侦察到这一情报，苏联终于消除了两线作战的顾虑，把数十万准备用来对付日本的军队从东线调往西线，集中力量对德作战，从而保证了卫国战争的胜利。当时的苏联十分清楚中国在东方牵制日本军力的作用，尽管与日本有“中立条约”的约束不可能直接出兵对日作战，但为减轻中国方面的压力，还是在其他方面支持了中国的抗战。直到今天，全俄老战士和军务人员委员会主席仍强调中国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的重大贡献”，认为中国抗战在世界的东方战场牵制日本军力，以致受到打击的日本不敢进攻苏联，解除了苏联在其东部国界受到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