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汉字是人们交流的工具，也是一种视觉艺术，承载着中国文化的深厚内涵。古人在长期运用汉字笔画、笔势、结构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一种被称之为书法的东西。虽然大部分人的书写谈不上是书法，但几乎每个使用汉字书写的人都会自觉不自觉地与书法之间产生某种联系，都会透过字迹反映出这个人受中国文化的影响程度以及对中国文化的修养水平，同时也能反映出这个人的性格、气质等等。而那些堪称书法的书写，更会显露出书者所特有的一种风格、风韵，这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书风。

　　陈云同志从小生活清贫，然而学习却十分刻苦，写大字尤其认真。据他自己回忆，上小学时，每天早起必先写一会大字，然后才去上学。由于学习成绩在班里一直名列前茅，深受班主任张行恭老师的器重。可惜家境不好，无力升学，故在14岁那年，经张老师通过自己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的弟弟推荐，前去做了发行所文具柜的一名学徒。因身材瘦小，一开始够不到柜台，只好站在小木凳上卖货。但因勤学好问、工作努力，他很快掌握了柜台业务，遂被提前一年升为店员。他平日住在商务印书馆的职工宿舍，业余时间就到附近的上海图书学校学习英文，练习大小楷的毛笔字，直到1925年“五卅运动”参加革命。我做他的秘书时，有一次谈到写字，他对我说，那时他起得比别人早，起来后，先到房顶平台写一阵大字，在那里可以不打扰别人，也没人打扰他。由于从小注重写大字，打下了坚实的书法功底，以后在革命环境里虽说很难再有习字时间，但他的字一直写得很好。这一点，从他现存的最早一份手稿中便可清楚地看出。

　　记得1982年年初，我收到中央档案馆送来的一个请陈云同志辨认的档案。那是一份有七八页纸的手稿，从内容上看，主要是介绍遵义会议背景、过程、结论、决定等情况的。对这些内容记载得如此详细、具体、明确的历史文献，过去还从未发现过。但遗憾的是，它缺少第一部分，也没有注明作者和形成时间。据中央档案馆同志说，他们已请当年参加过遵义会议的邓小平、聂荣臻、杨尚昆，以及邓颖超等同志都辨认过了，都说记不得，因此想请陈云同志再看一看，帮助回忆一下。那时，陈云同志正忙，一直等到他去杭州休息时，我才拿给他看。记得那天午饭后，我把这份档案送去请他辨认。他刚看了一会儿便说，这个很像是他的字，并要我拿给他夫人于若木同志也看看。过去，打字不方便，于若木同志常替陈云同志抄写手稿，所以对他的字迹很熟悉。她看了一会儿也说，很像是陈云同志的字。于是，陈云同志让我把档案放在那里，说他再仔细看看。下午，他把我叫去说：这份东西是他的笔迹，是他在遵义会议后，为向中央纵队传达会议情况而写的传达提纲，时间大约是在从威信到泸定桥的路上。因为过了泸定桥，中央决定他去上海恢复白区组织，从那以后他就离开了长征队伍。这份东西很可能就是当时留下的，后被带到延安。我为了准确起见，把他的话先写成电话稿，送他过目确认，然后才给中央档案馆回电话。接电话的同志听后既惊喜又激动，不仅逐字作了记录，还要我在那份电话稿上签字寄给他们，以示郑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