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改革开放决策前后的一段时间里，李先念负责主持国务院日常的全面工作，他一面拨乱反正，狠抓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一面按照周总理提出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积极探索实现这一目标的新路径。在改革探索中，他提出把扩大企业自主权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当时，全国共有大中小企业40多万个，原有的经济体制，导致许多企业高投入，低产出，高积累，低效益，这是困惑人们的一大难题。从哪里下手进行改革？李先念反复考虑，决定把突破口选在扩大企业自主权上。他说，“经济要搞好，首先是企业要搞好，要扩大企业自主权。”也就是说，要改变过去那种政企不分、统得过死、吃大锅饭、企业负担过重等问题。

　　1979年初，李先念指示国家经委要认真研究扩大企业自主权的问题，搞出一个文件来，进行试点。经过一番调查研究，国家经委搞出了“扩权十条”。但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财政部有顾虑，因为过去企业的全部收入都是直接上交国家财政的，企业无权自行支配；如果放了权，让了利，财政部担心国家财政收入减少，不利于收支平衡。不过，由于李先念深刻了解我国财政体制的弊端，所以财政部又花了很大力气与国家经委反复研究，搞出了五个文件，围绕放权让利、搞活企业作出一些新的规定，兼顾了国家、企业、职工个人三者的利益，易于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1979年下半年，国务院将这五个文件正式下发，这有力地推动了我国企业体制改革迈出重要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