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郑重宣示：“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这一气贯山河的庄严宣示，是对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安邦实践的政治定位，集中表达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以攻坚克难精神推进民族复兴伟业的意志和信念。毫无疑问，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必将对我们党带领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实现中国梦产生重大而深远的积极影响。

　　一、势所必然的战略抉择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党带领人民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其实质，就是要以敢于斗争的革命胆略和善于斗争的科学方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排除障碍和干扰，化解危机和风险，增强动力和活力。当今，受国际国内诸多特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实现中国梦不可能一帆风顺，而必须通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来开拓迈向理想境界的前行道路。应当说，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是中国共产党人立足当代世界和中国实际而作出的重大战略抉择，它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首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现实发展进程，同世界战略格局大变动密切关联。随着上个世纪末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世界战略格局开始了空前剧烈的大变动，一些新兴大国在国际舞台上竞相显露头角，世界力量体系出现新一轮的分化、整合和改组。在此过程中，社会主义中国的和平崛起非同凡响。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不仅改变着中国与世界的战略关系，也影响着整个世界的战略格局，给人类社会和平与发展事业增添了新的希望。然而，由于社会制度的区别、意识形态的对立和利益诉求的分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始终不愿看到中国的强大，总是企图遏制和阻断中国的发展进程。在可以预见的时段内，中国越是由大向强迈进，遇到的战略冲撞、战略挤压、战略干扰可能性就越大。如果我们不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华民族复兴伟业就有被扰乱被阻断的危险。

　　其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现实发展进程，同人类发展方式大转型密切关联。在信息技术的牵引下，世界正在进入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新经济发展时期。这种转型在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历史进步的同时，也伴随着令人焦虑的历史阵痛，尤其使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急剧上升。发展方式转型作为新旧事物彼此消长的艰难曲折过程，难免会使社会生活不同程度地出现失衡失范失序，从而给某些阴暗和邪恶的东西，包括民粹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以及恐怖主义等，提供滋长蔓延的土壤和兴风作浪的空间。一些地区和国家相继发生以社会动乱为表征的所谓“颜色革命”，频繁发生大规模恐怖袭击事件，就明显与此有关。中国作为后发型大国，在民族复兴的进程中，实现发展方式转型的任务异常艰巨复杂。国际社会在这种转型中所遭受的历史阵痛，既可能在中国有所反映，又可能通过各种方式对中国发展造成冲击。如果我们忽视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华民族复兴伟业就有可能陷入困境。

　　第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现实发展进程，同当代中国社会大变革密切关联。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开端，我国进入了前无古人的社会大变革时期。30多年来，我们创造了令世界震撼的“东方奇迹”，实现了方方面面的历史性跨越，大踏步赶上时代发展潮流，迎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可以说，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持续推进，将始终以社会大变革这一革命性实践为基本依托和动力。而后者愈是向前拓展，就愈要触及深层矛盾和问题，也愈要靠斗争来逢山开路、遇河架桥。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无论是冲破思想观念束缚，还是突破利益固化藩篱；无论是清除体制性障碍，还是破解政策性难题；无论是打破城乡二元结构，还是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无论是编织约束公共权力的制度笼子，还是营造规制公民行为的法治环境，都存在着相关掣肘因素，都需要通过相应内容、相应方式的斗争来达成。如果我们不展开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当代中国社会变革就无法向纵深推进，中华民族复兴伟业就有半途而废的危险。

　　第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现实发展进程，同各种思想文化大激荡密切关联。一个时期以来，思想文化激荡之势愈加明显和突出，它给中华民族复兴既带来机遇，也带来挑战。思想文化激荡既有中外优秀文化成果相互交融、相得益彰的一面，也有外来有害文化同我争夺阵地和人心的一面。特别是少数西方大国凭借经济科技实力，加紧对我实施以西方价值观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渗透，企图从文化上完全支配我们。与此同时，思想文化激荡既有增添社会活力的一面，也有销蚀人们精神家园的一面。这当中，以马克思主义为灵魂的先进文化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发挥引领作用。但各种腐朽文化、落后文化也纷纷披着时髦外衣招摇过市，在社会上显得异常活跃，不仅污染着各类受众的心灵，而且袭扰主流思想文化阵地，侵蚀着党领导人民实现中国梦的共同思想基础。如果我们忽视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在意识形态较量中就难以掌握避害趋利的主动权，中华民族复兴伟业就可能因为文化落败而失去精神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