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6月，江西发生高考替考事件，考试舞弊现象又一次引发社会关注，教育考试立法问题也再次进入公众视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努力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各项工作”。教育考试领域也要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要制定有关考试的法律，推进依法治教。《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也提出，健全教育考试招生的法律法规，提高考试招生法制化水平。教育考试事业改革发展需要法律制度保驾护航，教育考试立法已成为依法治考的新起点。

　　教育考试立法的现状

　　目前，我国尚未制定教育考试专门法律，有关规定散见于《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的某些条款。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层面，主要有两部：一是国务院于1988年颁行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暂行条例》，对自考这种教育制度作出详尽规定；二是2007年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制定的《重庆市国家教育考试条例》，规定了高考等国家教育考试相关事项。部门规章层面，教育部于2004年颁发、并于2012年修订了《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该办法对高考、研考、成考、自考等国家教育考试的违规行为及其责任作出明确规定。

　　我国教育考试立法现状有两个不足。首先，立法层次不高，缺乏专门法律，仅有法规和部门规章。其次，规定比较分散，规制重点和范围界定不同，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教育考试法律体系。

　　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是法律运行的完整环节，立法的不足势必减损法律运行的成效。近些年，对考试舞弊处罚偏轻、震慑不足的问题已广为社会诟病，成为教育考试法制不健全的明证。一方面，社会民众对考试公平公正的渴求不断增强，另一方面，教育考试立法步态蹒跚，难以发挥应有作用，这已成为教育考试事业发展的一大障碍。要破解这一问题，推进教育考试立法是不二之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