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对历史荣耀的一次回归之旅，复兴本质上是关于人的价值理想不断实现的过程，终极目的是对马克思主义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追求和接近。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复兴”是指“衰落后再兴盛起来”。那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一个潜台词，就是我们的民族曾经有过兴盛辉煌的历史时期。

　　关于这个问题，经济史学家和政治史学家给我们提供了明确的答案。安格斯·麦迪森在《世界经济千年史》当中指出，“19世纪之前，中国比欧洲或亚洲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强大。从5世纪到14世纪，它较早发展起来的技术和以精英为基础的统治所创造的收入都要高于欧洲的水平。14世纪以后，虽然欧洲的人均收入慢慢地超过了中国，但是中国的人口增长更快。1820年时，中国的GDP比西欧和其衍生国的总和还要高出将近30%”。保罗·肯尼迪在其《大国的兴衰》一书中也提到，“在中古时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的更先进和更优越。在15世纪时，中国人口众多，有1亿—1.3亿，而当时欧洲的人口为5000万—5500万，它的文化灿烂辉煌，平原土地肥沃，灌溉发达，与11世纪开凿的蔚为壮观的运河系统相连，并形成了一个由受过儒家良好教育的官吏管理的统一的等级制政府，这一切使中国社会发达具有一种内聚力，以致外国来客羡慕不已”。可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话语构建并不是毫无历史依据的妄自尊大，也不是中国人的“突发奇想”，而是有着深刻的逻辑与历史高度统一的价值判断。从此意义上来讲，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正是对历史荣耀的一次回归之旅。

　　如此，是不是说实现了经济上的“更先进和更优越”，实现了整体社会成就让“外国来客羡慕不已”，也就实现了民族复兴了呢？有学者据此推演出了民族复兴的完成指数，“2010 年中华民族复兴指数为0.6274，即完成了62%的复兴任务。这比2005年民族复兴指数（0.4644）大幅提高”。也有学者设定一系列指标为国家做健康指数“体检”，“2011年中国国家健康指数（NHI）在100个样本国家中列第11位，高于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荷兰、西班牙等发达国家，居‘健康达标型’国家之首”。但是，这样的对复兴的预期和设定均忽略了一个前提，那就是，经济增长的背后是人对于发展的价值认识；社会整体进步的最终判断标准也应该是人的价值观念的提升。如果忽略了社会发展最终是为了人这一命题本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旅程也就偏离了方向和轨道。因此，考察民族复兴这样的宏大主题，还须从国家前行、社会进步以及作为个体的人的发展的价值方向入手。在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双重推进的进程中，考察国家、社会以及公民的核心价值观的演进和变迁，即人文精神的复兴状况，从而让民族复兴有了可以寄托的根基和达到最终目的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