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者小传

　　罗培新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博士后，耶鲁大学访问学者，中国证券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第七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上海市领军人才，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国法学》《法学研究》　等刊物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出版专著、译著20余部。

　　科技成果转化，是科技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的关键一步，素有“最后一公里”之称。目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约为25%，真正实现产业化的则不足5%，与发达国家80%的转化率有较大差距。

　　国家设立的研发机构、高等院校持有的科技成果，能否自主决定实施转化？是否需要报经政府批准？转化成功之后，能否自行决定奖励科技人员？在法理上，按照“谁出资、谁拥有”的原则，政府是出资人，相关权利均归属政府，而研发机构与高等院校自身并不享有此种权利。这被认为限制了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的成功率。

　　2016年2月，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曾经说道：“美国搞过一个《拜杜法案》，对美国的创新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撬动作用，像这样的国际经验还要好好研究。”那么，美国《拜杜法案》的核心条款是什么？在哪些方面值得我国借鉴？特别是，在国家于2015年修订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以下简称转化法）之后，上海为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可以如何通过地方立法，以制度之轨铺就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

　　国家设立的研发机构、高等院校持有的科技成果，能否自主决定实施转化？转化成功之后，能否自行决定奖励科技人员？在法理上，按照“谁出资、谁拥有”的原则，政府是出资人，相关权利均归属政府，而研发机构与高等院校自身并不享有此种权利。这被认为限制了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的成功率

　　高校、科研院所等成果完成单位，可以规定或者与科技人员约定奖励和报酬方案并自主实施。虽然就价值取向而言，立法应提倡为人类文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而推进成果转化，激发善良价值观，但凡事总应“朝高处着眼，从低处着手”，不应回避经济激励这一最本原的动机，不能将情怀设定为普适性激励措施

　　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担负的社会责任大不相同。企业以营利为宗旨，课题研发与成果转化均服务于这一目标。高校、科研院所以培养人才、学术研究为己任，即便没有实现成果转化，国家仍要投入财力。基于此，可以根据科学研究、成果形成、成果确权、成果转化等环节，构建不同的法律关系

　　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是成功的“不二法门”。立法绝不能把教授赶着去做成果转化，也不宜将转化设定为科研课题完成的必要条件。相反，我们应当借鉴国外成熟经验，建立完备有效的科技成果管理服务体系。例如，美国斯坦福大学每年约有250项专利申请，而专门负责管理和转化工作的就有50名工作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