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不仅是一部儒家经典著作，而且是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书籍，包含着丰富的思想内容，如“礼闻来学，不闻往教”。

　　文化，是个极其复杂、宽泛的领域。我这里所说的文化专指民族文化。“民族”是一个并不简单的概念。例如，日本国民就并不全是大和民族，韩国亦如是；“中华民族”一词，并不是一个种族概念。孙中山先生在高举“中华民族”大旗时，同时号召汉、满、蒙、回（即伊斯兰教信仰者）、藏“五族共和”（当时聚居于国家西南、西北等地的许多少数民族尚未得以鉴别、确认族名）。如果我们要脱离开“民族”这个词语，只有两个可供选择的说法：或以国家论，如日本文化、韩国文化；或按信仰分，如基督教文化、儒家文化等等。我总觉得，民族、国家、信仰之间有着纠缠不清的关系，所以在此特别声明，我只好混用这几个概念了。

　　任何民族文化都要与“他者”发生关联

　　任何民族文化，都不是孤立地存在于地球上，因而或早或晚都要与“他者”发生关联，双方或多方关联的路径无论是什么样的，在发生和发现过程中总要含有以下选择：接触、了解、理解、发现、自省、欣赏、学习、相融。

　　任何民族文化都有扩散与收敛这样相反相成的两个方面。“他者”扩散过来的文化，给予“自我”（亦即民族文化主体）以刺激，是民族文化发展演变的外动力。勇敢地接受“他者”的刺激，把它转化为促进自我前行、创造的动力，这就是现在人们常说的“革新主义”；反之，如果没有或拒绝了这一外动力，任何文化都要停滞甚至萎缩、衰落，这就是今之所谓“保守主义”。所谓民族文化的“收敛”，我是指对于外来文化的自发而生的惧怕、蔑视、疏远或拒绝。扩散与收敛是文化“天性”所有。同一民族，在不同时期，对待同一外来文化可能出现不同的趋向，或者以其中一个趋向为主。

　　如果以上述规律观察中华文化与东亚其他民族文化的往来，则大体如是。

　　中国古代儒学传入日本，大约是在5世纪初（《古事记》），中国的《论语》贡奉于应神天皇，也是日本接触域外文化的开始。自8世纪起，中华经师陆续赴日，传授中国“经学”，或为“中国古典儒学传入日本遂成定局”；“自8世纪中期起中国儒学在日本以超越‘经学’本体的形态，而以‘史学’和‘文学’作为‘明经’的两翼传入日本，从而使儒学进入扩散阶段。” （严绍璗：《日本中国学史稿》）至于中国儒学传入朝鲜半岛的具体起始点，则尚无定论。多数中、韩学者认为在中国汉代已经传入。

　　儒学及其经典的传入，与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化之扩散并不等同。因为文化是有层次的。文化经典所要传达的，是民族文化的核心或底层，是历经若干代人创造、丰富而成的民族之魂。从古至今，从东到西，社会中真正能够把握经典知识及其内涵的永远是很少数人。“百姓日用”、直接接触的，则是与己不同的风俗习惯、衣食住行。因此，我认为最初传入日本和朝鲜半岛的，只是儒学，是文化的底层，还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中华文化。从这一角度看，多年来人们（特别是中国人）常说的“汉字文化圈”或“中华文化圈”等概念应该是不存在的，甚至可以说是个伪命题：使用同一文字并不一定能被视为同一文化圈，何况在东亚只有日本还保留了少数汉字，其他国家都已改为拼音文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