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海在《中国发展观察》撰文指出：站在税收的角度考察汉初、唐初和清初所形成的“三大盛世”的成因，不难看出经济繁荣是最重要的基础，而创造经济繁荣的不是加重税收而是轻徭薄赋，“盛世减税”或许是它们的一条共同规律。这是因为税率高并不等于实际税收多，仅从数学的角度看，税率越高国家的税收也就越多，但税率又是具有反作用的，当它达到一定程度时生产成本就会增加、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就会降低、在生产领域里的投资也会减少，这时税基就会减小，反而导致总体税收的减少。

　　关于这个问题大约2500年前曾有过一次对话，它记录在《论语》里，对话的人是鲁哀公和有若。鲁哀公问有若收成不好的时候国家财政开支不够怎么办，有若说可以试试“什一税之”，也就是10份收成里抽取1份税收，鲁哀公说10份抽2份都还不够用，只抽1份就更不解决问题了。听到这里，有若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意思是，如果百姓吃的用的都很充足，怎么会没有您的呢？如果百姓自己吃的用的都不够，您又如何能得到满足？

　　这是一个朴实的道理，揭示了一个重要的经济学原理，有若也称有子，是孔子的学生，美国经济学家亚瑟·奥沙利文读到这段对话深有感触，认为这是“中国先贤的智慧”，因为这段对话实际上描绘了一条税率与税收变化的曲线，亚瑟·奥沙利文将其称为“孔子曲线”，与供给学派的著名理论“拉弗曲线”异曲同工，只是“孔子曲线”早了2000多年。

　　当然“拉弗曲线”描述得更具体：当税率为0时政府的税收也为0，随着税率的增加政府的税收也在增加，形成一条向上的曲线，但假如税率为100%，即所有劳动成果都被政府征收，那人们就不会再去劳动，生产中断意味着税收又归于0，也就是说在税率0至100%之间税收不是一条无限上扬的曲线而是一条抛物线，中间有一个转折点，在这个转折点之前税收会随税率的升高而增加，但超过了这个转折点税收将会随着税率的提高而减少。

　　不难看出，历史上几次盛世的开创者们都深谙其中的道理，及时调整税收政策就是把上扬的“曲线”拉回来，让它不要超越那个转折点，重新回归合理的空间，这样一来税率降了但税收反倒上去了。（左明仁 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