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考试自隋朝设立以来，改变了门阀士族把持选官用官的局面。如郑樵《通志·氏族略》所言：“自隋唐而上，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今）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仕宦与婚姻的双重改变影响了唐代的官员群体，尤其是六品以下的中下层官员群体。

　　正史类、文集类等传统文献多是以达官贵人或社会上层为着眼点，过去的研究多集中于传统文献。近年来，数量达一万余方的唐代墓志铭陆续公布，为我们“眼光向下”，探究中下层人物提供了足够数量的样本。笔者整理出491例唐代中下层官员的墓志铭，关注他们的身份来源、升迁途径、婚姻选择等，从中可以看出唐代中下层官员的生活实景与上层人物有着迥然之别。

　　沉迹下僚的生活实态

　　在唐代，科举出身者是中下层官员的主要来源，科举分为明经、进士、明算诸科。通过对墓志铭的统计分析，明经出身者数量最多，占到政府枢要官的80%以上。明经及第之后，候选人还要先经过关试，再被授予品级很低的文散官（如：文林郎、将仕郎），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守选”，才能释褐为官。第一个官职往往是从底层的县尉、主簿和州府的参军做起。如果没有特别的才干，不能参加“制举”或“科目选”，或者缺少座主门生等关系的举荐，普通的中下层官员很难有出头之日。即使有从州县迁转入京官的机会，也很难进入升迁的快车道，只能在基层熬过漫长的守选时光，甚至终身“不离一尉”。

　　当时，门荫制度与科举制度并行不悖。门荫是官方对具备家世背景的子弟在获得做官资格时给予的照顾措施。即使“官二代”“官三代”在才学上稍逊一筹，但通过担任皇帝与太子的侍卫官职（即宿卫），既得到必要的职业培训，又积攒了官场经验。墓志铭中把宿卫视作“起家”，把在吏部首次任职称为“解褐”与“初调”，这表明宿卫不仅仅是一种出身，也是一种带有待遇的官职。门荫制度照顾的对象只限于五品以上官员子弟，六品至九品官的子弟则以“品子”身份服职役。

　　无论是门荫还是科举，唐代中下层官员在获得出身后均需经历数年的“守选”或“番上”，即等待做官。由于员多职少的制度设计，造成了中下层官员群体在上升途径中的拥堵。从开元十八年（730年）起，朝廷开始推行“循资格”制度，即把候选人按照前任官阶划分等级，规定罢任后经过若干年即可获得官职，“无问能否，选满即注，限年蹑级，不得逾越，非负谴者皆有升无降”。这种制度弱化了对官员执政能力的考察，强调论资排辈。其结果是部分地解决了“僧多粥少”的问题，却造成了“庸碌者便于历级而升，挺特者不能脱颖而出”，中下层官员沉迹下僚的困境依然无法改变。

　　从门阀社会走向官僚社会过程中，当朝冠冕对社会地位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时人多以官品为荣，偏爱强调自己与官员的亲属关系。例如，唐仪同三司董君的墓志铭由“故西台侍郎息前岐州岐阳县令孙儆书。”孙儆本身已经为县令，但仍特意标出自己“西台侍郎息”的身份，强调自己为高干子弟。比如魏氏的墓志铭提到“再从兄皇朝任忠武将军行右武卫大义府折冲都尉、上柱国”，墓志主人本身并无官位，却强调自己远房亲戚“再从兄”的官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