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新时代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与推进必须依靠农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政治认同，进而促进其有序参政。建国以来，农民政治认同业已经历了两个“U”型发展阶段，2006年以后是第三个“U”型阶段的生成期，在这个阶段出现的诸如城乡差距持续拉大、农民进城容易留城难，城镇化征地损害农民利益等不良现象，导致农民产生了相对“被剥夺感”和对政府的抵触情绪。这些消极社会心理严重降低了农民的政治认同，使农民政治参与热情不断式微，这对推进四个全面战略背景下实现农村政治稳定和基层民主有序发展构成了潜在的威胁。因此，弥合农民政治参与的国家需求与现实状况之间的裂痕，必须强化农民政治认同这个情感基础。而要强化农民政治认同，必须以农民为主体，从利益增进、权利实现、制度改革、文化建设等维度多管齐下，从而合力引导农民有序参政。

　　[关键词] 农民；政治认同；政治参与；农村经济组织；基层民主；农村产权制度；户籍制度；政治素质教育

　　[基金项目]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研究专项工程项目“习近平生态文明建设新思想与中国实践研究”，吉林省教育厅“十三五”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吉林省休闲农业发展战略转移与空间布局研究”（20170079SK）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穆艳杰，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博士点学科带头人，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后指导教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当代价值研究（长春  130012）；罗莹，北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管理学博士，主要从事农村生态社会建设研究。（吉林  132013）

　　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由此农村振兴上升为国家战略，乡村在新时代发展的价值已经远远超越了原有单纯意义上的农村社会发展。如何将国家层面的发展战略与乡村治理紧密结合，如何将宏观的发展理念延伸到社会基层的每个神经单元，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治沟通及政治参与的有效进行，依赖于农民群众对国家执政理念、道路、制度、文化的认同及对自身权利、利益的有效表达、维护及参与程度。因此，新时代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尽快实现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发展就必须加强农村主体——农民的政治认同，进而促进其政治参与的广度和深度，实现其有序参政。

　　政治参与，指的是政治参与主体作为“政治动物”参与政治活动、规范政治程序、实现权益和诉求的表达方式，其目标价值在于寻求各参与主体不同利益的最大公约数。而要实现这个公约数，实体权利和政治认同程度便是两个起关键性作用的“质数”，尤其是政治认同，作为感性砝码，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政治参与的实效性。政治认同，指的是人们在政治生活中产生的认可、同意的情感倾向和亲近、接纳的心理归属，它是一种心理活动，也是一种政治态度，在本质上是社会成员对政治权力的认同。[1]思想指导行动，政治认同是保证政治参与质和量的前提条件，没有高度的政治认同，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和有效性便会大打折扣，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更无法形成。农民政治认同是农民在政治活动中产生出来的对党和国家的政治系统、政治规范、政治秩序、政治价值观的认可、同意。新中国成立以来，基于对农民政治认同不同的衡量标准，其大致经历了三个比较明显的变化阶段，分别是1949年以来意识形态高度统一支配下的政治认同，1978年以来经济利益支配下的政治认同，2006年以来农业税免除后的政治认同。通过对这三次政治认同变化规律的梳理不难发现，每次政治认同高涨过后都会慢慢陷入低谷，然后逐步恢复，达到高点，形成“U”型轨迹。2006年农业税的免除，农民随之正式告别了交纳了两千多年的“皇粮国税”，农民政治认同达到了新高点。

　　然而，随着卸去了沉重的农业税负担，农民将更多的精力投向了自身发展，投向了对城市生活的审视，结果发现城乡差距如此之大，非一朝一夕之功能够赶上。此外，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一方面使得这种差距也在以不可逆转的趋势持续扩大，另一方面出现了强制征地等损害农民正当权益的行为。进而，缘于城乡巨大差距的比较和农民土地利益的受损，有些农民产生了明显的相对“被剥夺感”，[2]并把这种感觉引向了对政府的认同问题。同时，想进入城市但无法融入城市生活的“何以可能”的窘况也让部分农民更多的感到沮丧和无奈。这些消极社会心理目前在广大农村地区普遍存在，它们之间相互交织，构成了一种“向下的力量”，[3]既对农民政治认同形成阻碍，也在一定程度上威胁到了基层政治民主的有序发展。农民政治认同，不再是单纯的政治问题，同时也是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文化问题，因此，引导农民形成良好的政治参与氛围，必须多管齐下，牢牢抓住农民政治认同这个主轴，进行多维度剖析，方能凝聚农民力量，奠定农民有效政治参与的基础，为实现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早日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国梦筑牢群众根基、蓄养力量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