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救助具有较鲜明的时代指向性。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中国由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的转型，施救理念由传统社会的“重养轻教”向近代社会“教养兼施、工读并重”的转变，北京社会救助实践发生了迥异于传统的变化，确立了“慈善救济之根本解决与谋本市民生之新基础，非以平市工业化不可，而欲达此目标，非以力助推销为奖励不为功”的救助思想（《北平特别市社会局救济事业小史》，第67页）。社会救助机构及救助举措呈现出了以市场为导向的发展轨迹。

　　一

　　随着西方近代社会救助理念的传播，北京率先举起了救助机构市场化变革的大旗。1902年5月，北京成立了京师工艺局，下设诸多当时社会发展所需之工艺科目，如织工、漆工、木工、藤工、绣工、镌瓷等。与此同时，该局还设立了劝工场，“将局中制造各货陈列”“至市面制成货物，有能独出新意，甚适时用者……代为销售”（《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507页）。京师工艺局的成立及劝工场的设立开启了北京救助机构以市场需求为指向，以“出售商品以赚取利润”为旨趣变革的滥觞。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因应社会的发展需要，北京社会救助机构的市场化变革进一步深化，精简机构，裁汰冗员；创设工艺科目，服务受助主体发展；分工明确，责权清晰，成为此时北京救助机构市场化变革的新面貌。

　　第一，精简机构，裁汰冗员。提高救助机关的行政效率是社会救助事业市场化取向的必然要求。1928年前，北京社会救助机构臃肿重叠、层次过多、职责不清、缺乏效率。此后，经当局“擘划”，日趋“改善”，但仍存在着“不相连属、难期划一”“用人较多，经费较重”等弊端。1934年北京市社会局将原有六处救助机关（注：第一救济院、第二救济院、妇女救济院、第一习艺工厂、第二习艺工厂、乞丐收容所）“合并精简为北京社会局救济院，下设四部（注：收容部、儿童部、第一习艺部、第二习艺部）……一切事务由总院统筹办理”。1936年因“名称权限仍不免稍涉含混……改收容部为劳工部，并儿童部与第二习艺部之无技能妇女为妇女儿童部，其余之第一第二两习艺部依然存在，名称既符实际权限亦较清晰”（《北平市社会局救济院特刊》，1936年）。随着机构的精简，当局对机构冗员也施以裁汰。往日职员任用“多系上级长官位置私人之渊薮，人浮于事，能否胜任称职，在所不问，挟官僚之积习，为腐化之集团”。在救助机构冗员的裁汰中，当局本着“职无闲人，人无废事”及“因事择人，量才任用，以学识经验能力及以往成绩”的用人标准，总计“裁汰者约三分之二”（《北平特别市社会局救济事业小史》，第52页）。北京社会救助机构精简及裁员后，其办公、薪工、口粮等费用每月可以节省“一千二百八十元”。这些改革实现了机构及人员的精简与统一管理，从而为其市场化发展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