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国传统中，为烘托气氛，隆重的典礼仪式上少不了典雅庄重的乐章，所以，引入国歌，也顺理成章。只是清末以外交、军队仪式为目的，是外国人有之，吾亦应有之的心态。到民国初年才开始渗透出政治意念，真正认识到国歌能够唤起大家“爱国的念头来”，有着润物无声、潜移默化的教化作用，并从“精神传承”、革命性上寻求现实变革的正当性。清末以来，国歌的频繁更迭，也反映了国歌不仅是一个国家的象征，更是一个政权的符号，体现了统治的正当性。

　　【关键词】国歌;历史更迭;宪法意义;法律制度

　　音乐自古有之。乐记曰：“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伦理也。”在漫长的历朝历代，国家也制定国乐，多指宫廷音乐，供庆典、祭祀时用。[1]但国乐不是国歌。正如孙镇东所目，“王室统一天下，四夷皆为藩属。当时所谓国乐，不外表扬战功，歌功颂德之作，并无代表国家之国歌”。[2]清末之后，才有国歌。历经北洋政府、袁世凯复辟、国民党执政、新中国，前后共产生(包括文字改动)了八首国歌。早期在用词上，国歌有时也用“国乐”指代。[3]

　　自1954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起，在先后四部宪法的文本中，国旗、国徽、首都都独占一章，结构略有变化，不过是分条规定还是一条胪列。显而易见的是，在2004年之前，文本上国歌一直付之阙如。

　　建国初，仅定代国歌，不像国旗、首都、国徽都已陆续确定，1954年宪法不列国歌，也有道理。1978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修改了宪法、通过了新国歌，1982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又修改宪法、恢复了《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这两次人大会议都是就国歌单独形成决议，不入宪。但是，既然都已确定为正式国歌，宪法不做相应修改，似乎理由不很充分。直至2004年宪法修正案，国歌才正式写入宪法文本。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兆国在修改说明中仅说了寥寥几语，“赋予国歌的宪法地位，有利于维护国歌的权威性和稳定性，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国家认同感和国家荣誉感”。

　　浏览文献史料，其中，尤其是对国旗的研究，学者们着力最多，成果最丰，理论品味最浓。相形之下，对国歌、国徽的探讨，无论是历史学、政治学都略显单薄，宪法学上的作品更是未见一篇，或许是因为在功能上它们多为辅助、衬托的缘故吧。纵观我国历史，国旗出现最早，在西方渲染的“国歌时代”，国旗、国歌组合又催生了国歌。国歌可以单独奏唱，却多是用来渲染国旗的庄严，用于升降国旗的仪式。惟有国徽不似那么重要，使用场合也不如国旗、国歌。难怪开国大典在即，急需确定的是国旗、国歌，国徽如不合适，可以“慢一点决定”(毛泽东语)。彼此轻重，可见一斑。

　　在本文中，我将先梳理一下国歌的发展史。关于近代中国的国歌史，皮后锋尚在读博期间就发表了一篇颇有厚度的论文。小野寺史郎和孙镇东的专著是坊间少见的专门著述。忻平和李静各有一文，很有见地。本文对国歌史的整理，主要借助了他们的研究。接下来，我将分析国歌的宪法意义，然后，概括归纳在不同历史时期国歌的制定机关、程序以及管理上的一些特点。

　　一、国歌史的梳理

　　(一)清末的《华祝歌》、《巩金瓯》

　　最早提议制定国歌的是曾纪泽。[4]他是曾国藩的次子，[5]1787年出任清政府驻英公使，1880年又兼任驻俄公使。在很多外交礼仪中需要演奏国歌，清政府却无，颇令人尴尬，“常感缺憾之不足以壮国威”。[6]曾纪泽本人谙熟音律，便自创“国调”，在其使西日记中多处记载他制作的《华祝歌》，[7]并在一次博览会上首次作为中国国歌演奏。[8]

　　据说，《华祝歌》的歌词如下：

　　“圣天子，奄有神州，声威震五洲，德泽敷于九有，

　　延国祚，天地长久，和祥溱富庶，百谷尽有秋，

　　比五帝，迈夏商周，梯山航海，万国献厥共球。”[9]

　　曾纪泽也曾将自己填词谱曲的《华祝歌》上奏朝廷，希望采纳为国歌，却未被准奏。1885年，曾纪泽离任回国，《华祝歌》欲作国歌之事也不了了之。[10]后来，在议论国歌时，曾纪泽的《华祝歌》也被批评，曹广权认为其“声调慢缓”，比利时外交官斐罘认为“此乐声音蝉缓，令人易倦”。

　　小野寺史郎指出，清政府对国歌的认识和国旗一样，也是出自“与西洋举行的外交仪式中的必要性”，以及当时建设之中的近代军队也受西洋影响，需要类似的歌。[11]陈恒明认为，清末推行新式教育制度，各级学校纷纷制作爱国歌曲教唱，也是促成国歌制定的重要因素。[12]其实，一些知识分子很早就认识到国歌、爱国歌对于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性，其中，李叔同的《祖国歌》影响最大。因国歌暂缺，在一些民间场合，也用某些流行颇广的爱国歌来代替国歌。

　　但是，国歌不像国旗，在清政府看来，之所以要有国歌，仅是出于外交仪式、学校典礼、军旅仪仗等方面需要的考虑，没有解决纷争之急迫，所以，不急不忙，一直拖到1910年才着手制定。

　　1910年4月，先由礼部左参议曹广权上奏，“各国皆有专定国乐，极致钦崇，遇亲贵游历，公使燕集，既自奏其国乐，又必奏公使等本国之乐”，“国乐亟需编制，拟请饬下出使各国大臣，考求乐谱咨送到部，以便会同乐部各衙门，延聘海内知音之士，公同考订参酌古今编成乐律，请旨颁行”。[13]曹广权的建议已流露出了某种现代意识，比如，参酌借鉴西方经验，吸纳知音人士参与，这种理念已比制定黄龙旗时只在几个官僚之间会商要进步了许多。

　　12月25日，礼学两部会同军谘处、陆军部、海军部议复。准奏之后，从康熙、乾隆时所作的皇室颂歌中选了几首曲子，礼部聘请清华大学堂京剧专家傅侗改写曲谱，翻译家严复填写歌词，词名《巩金瓯》。当时还未用五线谱，原歌由工尺谱谱之。[14]该国乐专章由典礼院缮单上呈御览，清帝溥仪于1911年10月4日降谕，认为“声词尚属壮美，节奏颇为叶和。著即定为国乐，一体遵行”。[15]

　　《巩金瓯》歌词为：

　　“巩金瓯，承天帱，民物欣凫藻，

　　喜同袍，清时幸遭，

　　真熙皞，帝国苍穹保，

　　天高高，海滔滔。”

　　这是中国第一首正式的国歌。但数日不到，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宣统皇帝逊位，该国歌未待普及，就成遗作，“实际使用此‘国乐’的机会应该不多”。[16]

　　(二)袁世凯的《中国雄立宇宙间》、北洋政府的《卿云歌》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伊始，由教育部牵头，通过非常民主的方式征集国歌词谱。1912年2月，教育部在《临时政府公报》、《民立报》等报纸上发布公告：

　　“国歌所以代表国家之性质，发扬人民之精神，其关系至大。今者，民国成立，尚未有完善之国歌以供国民讽咏，良用恧焉。本部现拟征集歌谱，俟取材较多，再敦请精于斯学者共同审定，颁行全国。”

　　当时，教育部在“附告六则”中列明的国歌标准：“一、歌词，一章或三四章均可;二、词宜简短，每章勿逾百字以外;三、藻采勿尚以清，显而不俗为最宜”。

　　但是，征集并不成功。经教育部审查，“数月以来，投歌词稿者踵趾相接，计达三百余篇。然而体大思精，足以代表吾民国者，迄未获睹”。当时，在《临时政府公报》上曾刊登过两首征稿，

　　征求社会意见，一首是沈恩孚作词、沈彭年作曲的《国歌拟稿》(又名《亚东开化中华早》、《五旗共和歌》)，二沈皆为江苏的教育家。这首歌后被留美学界传唱，[17]—度被误认为是国歌。另一首是沈庆鸿作词、皱华民作曲的《国歌拟稿》，沈庆鸿是清末“学堂乐歌”的代表人物。这两首能够选登在《临时政府公报》，至少应为应征歌词中佼佼者，但最终两首都未被采纳。

　　于是，教育部改为先征歌词，再求声谱。并向蔡元培、张謇、梁启超等名士约稿，仅章太炎、张謇、钱恂、汪荣宝4人应约提交了歌词。[18]其中，汪荣宝改写的《卿云歌》入选。

　　歌词为：

　　“卿云烂兮，乳缦缦兮，

　　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时哉夫，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

　　歌词前几句采自《尚书?大传》之“虞夏传”，据传为虞舜所作。“时哉夫，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是汪荣宝加上的。在他看来，选用《尚书》，是尊重传统。但原歌词嫌短，而且，民国改制共和，不是尧舜禅让，所以加上这两句，“以表明中华民国的民主和顺应时代之意”。内务部请比利时籍作曲家约翰·哈士东为之谱曲。此歌曾用过一次，是为应付国会开幕典礼之急用，但从未正式公布，外间多未知晓，更谈不上流传。[19]

　　期间，又有一个短暂插曲。1915年，袁世凯命令礼制馆从速制定“国乐”。由满人荫昌作词、王露作曲的《中国雄立宇宙间》，于5月23日袁世凯批准，“定为国乐”。这是中华民国正式颁布的第一首国歌。荫昌是满清显贵，嗜好昆曲，该国歌的曲调也脱胎自昆曲，王露留学日本，“故此歌后两段多日本和歌之味”。[20]

　　《中国雄立宇宙间》歌词为：

　　“中华雄立宇宙间，

　　廓八埏，

　　华胄来从昆仑巅，

　　江湖浩荡山绵连，

　　共和五族开尧天，

　　亿万年。”

　　此歌颁布之后，东北、华北各级学校列为必唱歌曲，但不受欢迎。该歌还在教育部审议时，时任教育总长汤化龙就曾逐字逐句批驳，指为不通。[21]

　　1916年袁世凯复辟，为登基典礼，将上述国歌歌词稍事修改，将原来的“共和五族开尧天”改为“勋华揖让开尧天”，用作国歌。勋华是指务舜，务帝名放勋，舜帝名重华，借务舜揖让，暗指爱新觉罗王朝揖让给袁王朝。[22]但复辟不久即失败，这首歌也作史存。袁世凯暴卒后，灵柩回彰德安葬，演奏了这首歌。[23]

　　1918年徐世昌继任民国大总统之后，沉寂多年的国歌征集工作又重新启动。人们在报刊上继续着对国歌的各抒己见。有关争论集中在以下几点：[24]

　　第一.国歌宜弘扬传统还是现代。当时的众议院议员汪荣宝主张以《尚书》所载、据传为虞舜所作的《卿云歌》为国歌，理由是“此种巨制，必须有历史上之根据，足以感发国民之心志，且高尚优美，涵盖群言者，方为合作”。[25]据说，晚晴以来流行一种观点，当下的民主共和，追根溯源，古已有之，尧舜禅让就是中国古代民主制的起源。但是，也有不少人反对。吴研因，一位苏州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的教师，就在《时事新报》上撰文，反对将共和制与古代圣王联系在一起的国歌。

　　第二，用文言文还是白话文。在民初教育部征集歌词活动中，当时投稿之人都受过旧式教育，文辞藻丽，却拗口难懂，甚至有些词汇都不易读。1919年前后爆发了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文言文被批为“半死文字”，受此影响，教育家邰爽秋也批评当时国歌的曲辞，“是应用的词章，如什么‘宇宙’、‘八埏’、‘浩荡’、‘连绵’、‘华胄’一类的词语，我四万万同胞，那里会个个能懂?”进而主张“歌的辞语，就应当用白话文编纂叫一般无知识的人，一听就懂。这才是全国国民的国歌。这才是Democracy时代的国歌”。[26]

　　第三，曲调。当时有些人主张国粹，用中国乐曲，反对西方音调，比如罗伯夔。也有不少人批评国歌应用昆腔，邰爽秋就讥讽道，“转弯曲折，高下杨柳”，“余音袅袅不绝如缕”，“我四万万同胞，那里能个个会唱”?[27]他和很多人一样，主张国歌应当唱起来“慷慨激昂”，“使人生出爱国的念头来”。

　　李静认为，之所以会引发争议，是“由于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过渡时代，究竟应该在国歌中表达什么样的立国精神，用什么方式表达，却未有定论。争议由此引发”。尊崇传统，不但为中华民国在“精神传承”上确立了历史的合法性，更是一种文化“自立”的象征，表达了一个国家对继承并发扬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信念。[28]而当时时局的破败又让人钦羡西方文明，怀疑传统文化。

　　但是，从有关的讨论看，有一点认识却是统一的。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认同国歌要能够教育、鼓舞、激发国民的爱国精神，“使人生出爱国的念头来”。其实早在清末，一些立宪派和革命党人就已流露过类似见解。

　　可以说，自晚清的启蒙，到了民国初期，已然能够完整认识国歌的宪法意义了。教育部在征集国歌的公告之中，就非常明确地指出，“国歌者，国家精神之代表也”，“外以表示列邦”，内以“代表国家之性质，发扬人民之精神”，“关系于教育之精神者，尤其密切”。[29]这种看法比起清末已有实质进步，与西方观念趋同。

　　至于如何造词编曲，更多是技术层面的问题。萧友梅的一席话最值得注意，他说：“欧美各国的国歌本来都是国民歌”，[30]“没有选做国歌之前，已经有许多国民会唱的而爱唱的，因为必须这个样子选法，才可以得国民大多数的同意”。[31]观察后来国民党时期的党歌，以及新中国的《义勇军进行曲》，都颇合这种思路。

　　几经讨论未定，1919年11月教育部决定成立国歌研究会，延请文学及音乐专家议决。最后据说还是章太炎提议，[32]选择了汪荣宝推荐的《卿云歌》为国歌，由萧友梅谱曲，理由是，“撰拟新词，不如仍用《尚书?大传》所载虞舜《卿云歌》一章。绎义寻声，填制新谱，庶全国人民易生尊敬、信仰之心，而推行无阻。且其所谓‘卿云纠缦’，实与国旗色彩相符;‘复旦光华’，并与国名政体隐合。”[33]1920年10月，由国务会议通过，1921年7月1日开始实施。

　　《卿云歌》的歌词为：

　　“卿云烂兮，釓缦缦兮，

　　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汪荣宝最后加上的两句“时哉夫，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定稿时被删除，主要是因为“古诗加新词，又古又新，混淆不清”。[34]

　　对于这首歌，也有不同意见。从思想性上讲，支持者认为，尧舜禅让是中国古代民主制的典范，现今民主共和，也承接着同样精神，从而“为中华民国寻求历史与文化上的合法性”。但是，反对者认为，《卿云歌》是“帝制时代的歌，不是宜用于民国”。梁启超就曾撰文批评道，“禅让者，私相授受之意也”，“国家者，岂君主所有物乎?”[35]

　　也有人从音乐技巧上批判，完全西洋式的轻快曲调配以难懂的文言歌词，非常不和谐。[36]就是作曲者萧友梅自己也不很满意。当然，从考据上讲，也有人认为，《尚书》是后人托古之作，真伪存疑。摘为国歌，显然不妥。

　　留学德国的音乐家王光祈对国歌的主张颇得要领，批判也更显深刻、全面，他说：

　　“我以为国歌文字方面，至少须含有下列三种要素：

　　陶铸民族意识。其方法宜在词句上，多多加重感情成分。

　　须有确当理想。其方法宜在词意上，指示国民将来重大的使命。

　　须使民众易解。其方法宜在文字浅显上，特别注意。

　　假如我们持此三项条件，以评论《卿云歌》，则《卿云歌》势将全不及格。”[37]

　　这首歌据说传唱了很久，直到国民革命军北伐完成才停止，有的地方，可能直到1930年国民政府公布以党歌代国歌为止。[38]但是否普及，很难判断，至少在学校得到了相当的普及。[39]*1921年，在法国勤工俭学的中国留学生反对北洋军阀秘密借款，进驻里昂中法大学。法国警察逮捕了蔡和森、陈毅、李立三等一百多名学生。为表示抗议，陈毅带头唱起了《卿云歌》。[40]

　　(三)国民党以党歌代替国歌

　　1926年7月2日，在国民政府教育行政

　　会议上通过“推行国歌案”，决定：(1)由教育行政会议制定国歌;(2)先定文字后定谱;(3)在国歌未颁布之前，废卿云歌等，以国民革命歌代之。

　　《国民革命歌》歌词为：

　　“打倒列强，打倒列强，

　　除军阀，除军阀。

　　努力国民革命，努力国民革命，

　　齐奋斗，齐奋斗。

　　工农学兵，工农学兵，

　　大联合，大联合。

　　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帝国主义，

　　齐奋斗，齐奋斗。

　　打倒列强，打倒列强，

　　除军阀，除军阀。

　　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

　　齐欢唱，齐欢唱。”

　　《国民革命歌》创作于北伐，为黄埔军校校歌，据说是由黄埔军官学校政治部一名同志(姓名不详)作词，(还有一说，词作者是廖乾五，他是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41]曲调取自法国民歌Are you sleeping，中文译名为《雅克兄弟》。因歌词中反复吟唱“打倒列强”，与外交实有不便。[42]以此歌代替《卿云歌》，只是为了宣示革命精神，为北伐应急而已。

　　国民政府的国歌是由国民党的党歌而来，即《三民主义歌》。党歌的曲调是征集而来，由程懋筠作曲，程为之作和声，歌词是孙中山于1924年6月16日主持黄埔军校开学典礼时的训词。1928年，经戴传贤提议，定为党歌。1929年1月10日，经国民党中央常委会核定，向全国颁行。

　　《三民主义歌》歌词：

　　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

　　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

　　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

　　据著名园林学家陈从周回忆，这首训词出自南社社友、时任孙中山秘书、粤人易大庵的手笔。[43]但孙镇东考证，训词是胡汉民、戴季陶、廖元凯、邵元冲等集体创作。[44]

　　此后，在国民党及国民政府的很多场合，都有用党歌代国歌的事例。1930年3月初，南洋群岛万雅渡中华学校致电国民党中央，询问能否以党歌代替国歌，此事才提到议事日程。[45]3月13曰，国民党第三届中央委员会第七十八次常务委员会议决定，在国歌未制定以前，可以党歌代用。3月24日，国民政府发布训令，“全国各级政府遵照”。

　　1937年6月3日，国民党第五届中央委员会第四十五次常务委员会议决定，“以现行党歌为国歌”，并阐述以下理由：

　　“关于国歌歌词之编制，业经会同审查，佥以国歌之成，必有其历史，现行党歌，为总理训词，自十三年以来，其始用于国民革命军，其继已普及于全国，各友邦亦皆习用，今若另制，转嫌生强。细阅教育部所选各稿，虽各有所长，而亦各有所短，已由国歌编制研究会加以签注。现行党歌意义，所包至广。所有中国立国之大本，均已包涵于三民主义。其中‘吾党’二字，说者以为专指本党而言，以为提议另制国歌之原因。惟‘吾党’二字，依广义解释，与‘吾人’同义。总理手创民国，即以其训词作为国歌，藉资全国人民之景仰，尤为至当。拟请明定即以现行党歌为国歌。”

　　1947年，民国政府改组，仍然议决，“在政府未颁订新国歌以前，暂仍照旧”。国民党败退台湾，迄今为止，国歌未变。

　　“党国一体”、“以党治国”、“党在国上”是国民党执政时期的基本特点，以党歌代替国歌，也属自然。只是有人提议，将“吾党所宗”改为“吾民所宗”，才比较符合国歌性质，但这个提议没被接受，而是通过解释解决，认为“吾党”也可解释为“吾民”，孔子在《论语》中就三次用到“吾党”一词，本有“我辈”、“我们”、“我们的家乡”等意思。[46]也有人认为，“咨尔多士”是“领袖对下属的谆谆告诫与策勉，与一般国歌包含唱歌者发自内心地对祖国的歌颂与热爱，进而表达自己的决心与愿望的做法是不大适应的”。[47]官方没有回应，也就不了了之。其实，歌词本为训词，这种语调姿态也就难免了。

　　(四)新中国的《义勇军进行曲》

　　《义勇军进行曲》是电影《风云儿女》(剧本由夏衍创作)的主题曲，田汉词，聂耳曲，这也是聂耳短暂生命中谱写的最后一支曲子。聂耳为了增强歌曲的效果和力度，对原歌词略加修改，一是在“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之后，增加“起来!起来!起来!”二是将原歌词“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改为“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三是在原歌词最后一句增加了“前进!前进!前进!进!”。[48]

　　《义勇军进行曲》这个歌名，据杨春霞考证，既不是出自田汉，也不是聂耳起的，因为国歌的歌词只是截取了田汉笔下《风云儿女》男主角、青年诗人辛白华写的长诗《万里长城》的最后一节，聂耳当时定稿的曲名是《进行曲》。估计是“上海电通影业公司人员在歌曲发表时将歌名改为了主题更加突出、贴切的《义勇军进行曲》”。[49]

　　在聂耳创作这首歌的时期，不少左翼进步的音乐人已经认识到“歌曲是唤醒全国人民的最佳工具”。刘良模在《民众歌咏ABC》序言中指出，“我们是为民族解放而唱歌”，面对着中华民族危机，“我们要用唱歌的方法来训练民众，使他们有参加集体生活的习惯和纪律;我们要用唱歌的方法组织民众，使他们成为一个强有力的集团”。[50]

　　1935年，《义勇军进行曲》“一经传唱，它那斗志激昂的旋律、摄人心魄的呐喊、振聋发聩的怒吼，感染了每一个中国人，成为了抗日救亡歌咏运动中的必唱曲目”。陶行知说，它“深刻的节奏喊出大众最迫切之内心的要求”。[51]在定为代国歌之前，《义勇军进行曲》在中外已广为传唱，后来又衍生出另一些曲名，如《救国进行曲》、《救国军进行曲》。[52]

　　1949年7月4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六小组，也就是专门负责研究草拟国旗、国歌、国徽、纪年、国都等方案的小组，召开了第一次会议，推选郭沫若、田汉、沈雁冰、钱三强、欧阳予倩五人组成国歌歌词初选委员会，郭沫若为召集人。通过启事，向海内外征集国歌词谱。

　　启事对国歌词曲稿提出了如下要求：(甲)歌辞应注意：(1)中国特征;(2)政权特征;(3)新民主主义;(4)新中国之远景;(5)限用语体，不宜过长。(乙)歌谱于歌辞选定后再行征求，但应征国歌歌辞者亦可同时附以乐谱(须用五线谱)。[53]可见，国家、政权与革命是三位一体的、需要国歌体现的基本要素。

　　1949年8月6日，第六小组召开第二次会议，聘请马思聪、贺绿汀、吕骥、姚锦新等音乐专业人士为国歌词谱初选委员会顾问。截至8月20曰，共收到应征国歌歌词632件，词谱694首。但皆不满意。[54]因为既能作词又会作曲的人当时还不多。后来第六小组经过商议，决定在文学和音乐界再征集一次，并将稍好一些的制曲试唱，向群众征求意见。但还是不满意。[55]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在北平隆重召开。9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主持召开了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年协商座谈会。郭沫若、沈雁冰、黄炎培、陈嘉庚、张奚若、马叙伦、田汉、李立三、洪深、艾青、马寅初、柯仲平、梁思成、徐悲鸿、马思聪、吕骥、贺绿汀等人与会座谈。徐悲鸿提议，以《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56]李立三、郭沫若、田汉认为，原歌词应作修改。张奚若、黄炎培、梁思成等委员认为，这首歌是历史性的产物，为保持其完整性，词曲最好不作修改。毛泽东、周恩来赞成，表示今后仍要“居安思危”。[57]

　　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的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58]

　　《义勇军进行曲》歌词为：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炮火，

　　前进!前进!前进!进!”

　　10月1日下午3时，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伴随五星红旗冉冉上升，《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第一次奏响。[59]

　　11月15日，《人民日报》的“新华社信箱”中，刊登了关于国旗、国歌和年号的解释，其中写道，“《义勇军进行曲》是十余年来在中国广大人民的革命斗争中最流行的歌曲，已经具有历史意义。采用《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现时的国歌而不加修改，是为了唤起人民回想祖国创造过程中的艰难忧患，鼓舞人民发扬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热情，把革命进行到底。这与苏联人民曾长期以《国际歌》为国歌，法国人民今天仍以《马赛曲》为国歌的作用是一样的。”[60]

　　在十年浩劫中，田汉受到迫害，《义勇军进行曲》被禁唱，只是在外交场合演奏曲调，不唱歌词。[61]《东方红》实际上成为了“代国歌”。[62]

　　1978年3月，为填补歌词，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成立了国歌征集小组，由郭沫若草拟新词，经集体讨论修改，最后大会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新的国歌歌词。国歌歌词中有“伟大的共产党领导我们继续长征”、“奔向共产主义明天”等当时流行的政治口号，国歌的作者被注明为“聂耳曲，集体填词”。[63]

　　新国歌的歌词为：

　　“前进!各民族英雄的人民。

　　伟大的共产党，领导我们继续长征。

　　万众一心奔向共产主义明天。

　　建设祖国，保卫祖国英勇地斗争。

　　前进!前进!前进!

　　我们千秋万代，高举毛泽东旗帜，

　　前进!前进!!前进、进!!!”

　　新国歌的歌词显然具有很强的当下政治韵味。对此一直存在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新歌词气势雄伟，高度概括，政治性强，有鼓舞人心的内容。也有许多人认为，新歌词的内容、文字韵律都推敲不够，从文字上看，歌词太平，缺乏激情，缺乏形象性，只是把几个口号凑在一起。从韵律上看，新歌词平仄、音韵都不如原歌词，有拼凑的感觉。[64]据说该国歌一直流行不开。[65]

　　1979年6月，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全国人大文艺界代表提出议案，要求恢复原国歌。理由是：第一，原国歌的词曲都是毛泽东亲自选定，经历届人大通过决定的。第二，新歌词在思想性和文艺性上都很粗糙。第三，原词作者田汉已平反。[66]

　　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决议》，决定：恢复《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并正式定为国歌，撤销本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1978年3月5日通过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决定。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写进宪法。2004年3月14日，经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全体代表审议通过，宪法修正案正式赋予国歌以宪法地位。[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