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关键字】反腐；收受礼金罪

　　【全文】

　　2014年9月29日，在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刑事辩护高峰论坛上，北京大学法学院陈兴良教授建议，应在未来《刑法修正案（九）》中增设“收受礼金罪”。国人闻之，精神振奋，倘能如此，廉洁政府指日可待，百姓之幸矣。

　　请客送礼，是中国官场的陋习，逢节有礼，无官不收。中国节日里苦逼之人，莫过于为博红颜一笑的情场中人，和为讨花翎一欢的商界达人；只不过，前者是两厢情愿，后者是身不由己。朝廷有人好做官，下级官员，夏送“冰敬”、冬送“碳敬”；衙门有路好经商，红顶商人月送“节敬”、岁送“年敬”。送礼人只是入俗随乡，花钱买平安，多无具体利益要求。由于我国的受贿罪要求受贿人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主观要件，对坐收礼金的官员一直无法按照受贿罪处罚。相反，“收受礼金罪”的定罪条件简化了很多，是反腐的快马弯刀，如果设立，必令腐败分子人心惶惶。

　　廉洁水准上移、反腐阵线前移，既是世界潮流，也是中国刚需。民主越深入、经济越发达，对腐败的容忍度就越低。国际上，《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使腐败犯罪与毒品、恐怖犯罪一样，人神共诛之。在国内，各国不断完善反腐法律，如2010年英国通过了被认为“世界上最严厉”的《反贿赂法》，废除了之前所有关于贿赂的成文法和普通法，另起炉灶，建立了一套刚猛凌厉的反贿赂法律体系。

　　在这一背景之下，设立“收取礼金罪”的建议功德无量。这一罪名可以有效克服立法缺陷，97刑法的受贿罪要求“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时，要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主观条件。礼金这种“（送者）广种薄收、（收者）雁过拔毛”式的感情投资，自然高枕无忧。因而，各级官吏本着“你打你的大老虎，我玩我的小猫腻”的心态，在法律漏洞中腐而不败。

　　显然，收受礼金入罪，合法理，通情理。

　　从法理看，收受礼金的危害性重于常规受贿行为。按照现有法条，官员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正当”利益，也是受贿，即“收钱办正事”是犯罪。收受礼金，不为他人谋取利益，是收钱不办事。在道德评价上，“收钱不办事”比“收钱办正事”更为恶劣，入罪则“举轻以明重”，收受礼金应该入罪。

　　从情理看，收受礼金是“以礼仪之名”，“损礼仪之实”。有人认为中国崇尚礼尚往来，礼金入罪有悖于民俗习惯。事实上，“无礼，不相见也”，是很多国家的习俗，并非中国特色；相反，“无金，不见官也”，才是中国式陋规。礼尚往来无法成为礼金收受正当化的理由；况且，“来而不往非礼也”，官员收受礼金“只进不出”，是对礼尚往来这一人类美好礼仪的玷污。如果平等交往，互送等价财物，这种儿女情长之事自然无需刑法过问。退一步讲，即便认为礼金之风已经成为社会习俗的一部分，积重难返，也只能得出，立法者应当用更重的刑罚治理这种官场病疴，是谓治顽疾用猛药也；而不是相反，任由官场道德堕入社会均值之下。

　　但是，以新设罪名的方式治理礼金问题，在思路上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外科疗法，可有近景性成果，难有远景性胜利。

　　从短期效果看，设立“收受礼金罪”可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刑法书写着国家的基本价值观，新设“收受礼金罪”本身就传达出了正能量，宣告了人民群众的主流正义观战胜了利益集团的亚文化。而且，惩办一批收礼不办事的庸官，是对国家公仆最明确的警告，起码能够使伸向礼金的手有所颤抖。

　　从远期目标看，设立“收受礼金罪”难有药到病除的长效。不改变治腐理念，只走增设法条、细化罪名的技术路线，是扬汤止沸的权宜之计。罪名越繁杂、条文越具体，在纸面上意味着反腐范围的扩展，在理念上却蕴含着廉洁指数的缩水。腐败行为一旦被具体化、详细化，就意味着“法无禁止即可为”。例如，增设了“收受礼金罪”，聪明的官员就会寻思着“今年过节不收钱，要收只收卡和物。”刑法禁了礼金，却意味着放开了礼物或服务（包括性服务）。反腐经验也证明，五星酒店禁止公务消费，私人会所就会灯红酒绿；私人会所关门歇业，培训中心又人声鼎沸。罪名只能有限增长，而贿赂方式却在指数式增加。以增设罪名的方式反腐，在战略上是消极的防守战。况且，让反腐斗士查着字典式的法条反腐，怎么看都像孔乙己的考古学，诙谐有余而威慑不足。

　　中国几千年皇权与吏治的矛盾，就是中央不断细化规定、惩治官场顽疾，而地方官员不断绕开法律、创新法外享乐的过程。在封建时代，皇权赢得了每一场反腐战役的胜利，历朝历代的反贪成果都可圈可点；但官僚集团总能上下其手，笑到最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宦海战术，埋葬了一个又一个风雨王朝。

　　刑法应当反制这种猫捉老鼠的游戏：

　　一是确立理念上的零容忍。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反腐法律无异于护官法律。贪污贿赂罪有5000元以上的数额标准，贿赂的范围只限于“财物”，类似出罪门槛比比皆是。与之相反，同样是涉财型犯罪，刑法对盗窃罪的门槛一再降低，入罪的数额标准已经降到一千元；数额之外，多次盗窃、扒窃等也被入罪。究其原因，是“用乌纱帽抵刑事责任”的官当特权遗毒作祟。权力集团把刁民犯罪当成敌我矛盾，是情敌间的势不两立；而把职务罪犯当成内部矛盾，是基友间的打情骂俏。

　　反观发达国家，其立法姿态均是“治吏重于治民”。例如，美国的反腐理念奠基于殖民先驱者威廉姆（William Penn）所言的“受贿，应当像欺骗国家一样被重处。”（The Taking of a Bribe or Gratuity， should be punished with as severe Penalties as the defrauding of the State.）数百年来，这一原则被立法与执法机构一以贯之，如贿赂的范围包括“任何有价值的东西（anything of value）”，贿赂的方式包括给与、承诺支付、授权支付等各种预备行为。

　　二是将条文概括化。杀人行为有千万种，但刑法只有五个字的概括性规定--“故意杀人的”，就囊括了所有杀人行为，无一漏网。反之，如果刑法将杀人罪规定为“采用射击、砍杀、电击、溺死……的方式剥夺他人生命”，无论怎么例举杀人方式，总有新型杀人方式脱罪。采用列举具体行为方式的法条模式，是一种左支右绌的立法技术。其实，“受贿”本可以进行高度概括的法条表述，如可将受贿罪概括为“国家工作人员非法接受利益”，不仅规制了收受礼金，也囊括了性贿赂、高档宴请等行为。增设“收受礼金罪”的背后思维，是采用“一行为一罪名”的例举式立法模式，这在“计划赶不上变化快”的创新年代，总会挂一漏万，立法者必将手忙脚乱、疲于增改。

　　三是设置兜底罪状。对于普通犯罪，刑法条文设置了多处兜底罪状，如非法经营罪中有“（三）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的规定，危害公共安全罪中有“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规定。“其他”两字重若千斤，何谓“其他”，就是骑驴看唱本，走着瞧；罪不可知则威不可测，再狡猾复杂的犯罪行为，也被立法者罩入了刀光剑影。这种补充性规定，颇有“宁可错抓一千，也不漏过一个”的铁血无情。然而，对受贿罪，立法者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其他情形”，未设置兜底规定，颇有“宁可放过一千，也不错抓一个”的谨小慎微。如果在受贿罪中设立“或者有其他受贿行为”的补充罪状，无异于给贪官带上了法力无边的紧箍咒。

　　收受礼金应当定罪并无异议，争论的是入罪路径，应新设罪名还是简化现有罪名，剑宗与气宗会有两种不同的立法思路。以“不变应万变”才是武学的至高境界，以简单明了的受贿罪法条，应对变化无穷的腐败行为，方可“以无招胜有招”。

　　官员收受礼金，虽然不是银货两讫的权钱交易，但本质也是官位变现的权力寻租行为。没有美色，谁向你暗送秋波；没有权力，谁和你礼尚往来？在习式反腐大快人心的新形势下，刑法也应当“洗洗澡、治治病”，不能总拘泥于一字一文，醉心于编写剑法招式，被贪官牵着鼻子走。真正的勇士，敢于运用简单的法条，正视汹涌的贪腐。如果删除无谓的定罪条件，受贿罪就是“无双无对、宁氏一剑”的绝杀之技，一剑在手，何惧邪恶？如此，那些围绕在礼金、服务、消费身上的无谓争论，也就不攻自破。

　　【作者简介】

　　高艳东，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