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夏斌　柳森

　　千百年来，浙江独特的地理环境、频繁的人口迁徙，造就了兼有农耕文明和海洋文明的文化特质，砥砺了厚德崇文、创业创新的精神品格。从良渚的玉器上、西湖的山水间、文人墨客的诗文里，可以看到怎样的江南？

　　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员会资深委员、省社会学学会会长杨建华，《浙江通史》主编、浙江工商大学教授陈剩勇，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梁敬明，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董平，浙江师范大学教授、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江南文化研究中心负责人陈玉兰，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宁远有深入的观察。

　　鱼米之乡兼得山海之利

　　解放周一：西湖、断桥、雷峰塔，构成了很多人对浙江的“第一印象”。除此之外，这一诗画之地还有哪些经典？

　　梁敬明：对浙江的“第一印象”，或因人、因时、因事而异。历史上，浙江素称鱼米之乡、丝绸之府、文化之邦。于山川形胜，如西湖之秀美、莫干之清凉、雁荡之奇胜；于历史文化，流传久远的神话传说、历史故事总引人入胜，如《白蛇传》《梁山伯与祝英台》，还有演绎、传颂种种传说和故事的越剧；于特色物产，如茶叶、丝绸、青瓷、宝剑，等等。

　　陈玉兰：充满诗情画意的浙江，是宋之问、孟浩然、王维、王昌龄、岑参、李白、杜甫、白居易、元稹、贾岛、李贺、杜牧、李商隐、苏轼、陆游等诗人词客丈量过的土地。在他们的歌咏中，浙江既有五彩灯挂满的雕楼画栋，又有菖蒲枝斜插的篱落柴门；　既有头顶陶罐的古越少女，又有腰佩龙泉剑的壮志男儿……

　　就浙江的原意而言，指的是呈“之”形折转东流的钱塘江及其众多支脉。此域因钱塘江横穿而分为两区，一边是浙东，包括宁波、绍兴、温州、台州、金华、丽水、衢州；另一边为浙西，包括杭州、嘉兴、湖州，与江苏的苏锡常同为环太湖流域的主要城市，构成江南文化的核心区。

　　陈剩勇：浙江还兼得山海之利，其中的代表性符号是钱塘江。钱塘江孕育两大类型文化，一个是山地文化，一个是海洋文化。钱江水从大山深处奔腾而出，钱江潮从茫茫大海中倒流入杭州湾，山地文明和海洋文明由此融汇在一起。

　　解放周一：从大禹的因势利导，到岳飞的精忠报国，再到鲁迅的嬉笑怒骂，不同历史阶段的浙江似乎有着不同的“传奇”。这里面，有没有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

　　陈玉兰：基于众多文献记载，大禹治水可以判定是信史而非传说。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禹迹茫茫，却遍及九州。其中，浙江境内会稽山脉的禹陵、禹庙、禹穴颇有名气。

　　根据《史记》记载来推断，会稽应距泰山不远。后来，有一支大禹的苗裔来到浙江。为纪念桑梓、祭祀先祖，便将鲁之“会稽”乔迁南来。由此，大禹治水的方法得以在越地推广运用。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古代浙江的水患频繁，时势呼唤治水英雄。因此，与其说大禹在浙江是一种神话，不如说大禹治水所体现的科学精神被信仰化了。

　　杨建华：从漫长的历史演进来看，浙江的发展依托于水文化和山文化的融合、农业文化和商业文化的融合。特别是，在古代吴文化和越文化的融合基础上应时而动，实现了中原文化和江南文化、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对接。所以，浙江的历史文化风貌多姿多彩，但本质上体现了和合共生的精神。由此我们说，浙江是江南文化重要的传承、发展和创新地。

　　解放周一：吴越争霸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透过吴越相争的表象，可以看到怎样的江南文化融合史？

　　陈剩勇：吴王夫差和越王勾践，一定程度上代表中国文明的两种价值取向：前者更多体现中原的礼乐文明，即尊崇礼义、恪守规则；后者的忍辱负重、卧薪尝胆，则更多具有所谓“山民”的特性。

　　其中，越王勾践对江南文化的影响不可低估。勾践及其臣民在绝望中求希望的毅力、忍世人难忍之情的勇气、为天下难为之事的豪情，在历史的传承中已积淀为一种文化心态。由此，以越文化为一大核心的江南文化就显现出阳刚、强劲的一面。

　　陈玉兰：吴、越俱在远离中原的东南，“习俗同，言语通”，国虽为二，实为一体。它们之间的差异，不在于文化性质的不同，而只是文化水平之间的差距。

　　进一步来看，春秋战国时期是江南文化的发轫期，其间文化的许多特点决定了后来江南文化的基本内涵。例如，吴越青铜宝剑皆以精细雅致而著称，将实用性和艺术性巧妙结合在一起，充分体现了江南文化柔中寓刚的特质。

　　良渚先民开创最早的江南

　　解放周一：浙江一地的远古文明，同样熠熠生辉。其中，位于宁绍地区的河姆渡文化，总体水平与仰韶文化相当，但二者的文化面貌有很多不同。由此，是否可说河姆渡是中华文明的另一个“源头”？

　　王宁远：近年来，浙江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取得长足发展。浙北地区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尚未发现，但距今7000年以后的文化发展序列基本排定，即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钱山漾文化—广富林文化—马桥文化。至于钱塘江以南地区，河姆渡文化之前，还发现了距今近万年的上山文化以及距今8000多年的跨湖桥文化。

　　长江和黄河是中华文明的母亲河。它们孕育的史前文化，有着相对独立的发展道路，可以说各有渊源，又不断交流碰撞。事实上，我国的东北、西北、长江中游、长江下游、海岱（今山东省渤海至泰山一带）等地区，都曾形成各自的区域文化中心。它们交相辉映、多元发展，呈现“满天星斗”的状态。

　　解放周一：还有观点提出，马家浜文化是吴越文化的“前生”？

　　王宁远：马家浜文化距今约7000年至6000年，分布在太湖平原周边苏南、浙北和上海一带。它经过崧泽文化直至广富林文化、马桥文化等，发展为古吴越文化并延续至今。

　　从文化谱系角度来看，马家浜文化是江南地区现知最早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称之为“江南文化之源”无可厚非。但要注意的是，“江南”在国人的心目中，并不仅仅是地理概念，而且是一种烟雨迷蒙的美丽图景，代表一种饭稻羹鱼的水乡生活模式。严格来说，这和马家浜文化的面貌有所不同。

　　马家浜文化时期的人，大多居住在河谷和山前坡脚等自然高地，以渔猎为生，种植少量稻谷。典型的江南水乡生活模式的形成，可能与距今5500年前的一次全球气候突变事件相关。这次气候事件影响深远，导致北纬30度附近的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以及长江下游区域的生存模式由采集狩猎全面转向栽培农业，进而出现早期国家，迈入文明时代。

　　解放周一：在闭馆提升改造300多天后，良渚博物院近日重新开馆。今年年初，我国正式推荐“良渚古城遗址”申报2019年世界文化遗产项目。请问，良渚文化为何如此受到重视？

　　陈剩勇：良渚文化时期，从大型水利工程到大型宫殿建筑遗址，尤其是以玉琮、玉璧、玉钺等礼器为表征的礼制系统，表明5000年前的江南文明已经相当发达。它不再是一种曙光，而是实实在在的“流光溢彩”。

　　王宁远：世界四大古代文明中，两河流域、古埃及和古印度文明都建立在旱地麦作农业基础之上，而良渚文明属于湿地稻作农业文明。为了开辟更多的可耕地，江南地区的先民们陆续从山脚河谷等高埠居住地向太湖平原腹地迁移。这种移民开发活动在良渚时期达到高峰。

　　水网平原易于开垦稻田，却苦于水患，难以居住。于是，先民们创造出一种影响深远的居住模式：堆墩。一方面，堆墩抬高了居住面，有助于解决水淹问题；另一方面，取土形成的池塘水域扩大了蓄水量，和自然水系连通又能方便交通和渔猎，可谓兴利除弊、一举多得。

　　因为当时的水稻产量较低，所以每个聚落的规模不大，人口约在二三十人左右。这种墩台居中、环绕稻田、舟船出行的小聚落密集分布，构成太湖平原开发的一大特点。太湖平原是生态脆弱的地区之一，但良渚先民创造的这种居住和生产模式，科学解决了人地矛盾，使江南地区逐渐成为富甲一方的鱼米之乡。因此，可以说良渚人开创了最早的江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