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上海讯（记者 李玉）当前，产业结构调整是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所面临的首要任务，而产能过剩问题是产业机构调整中存在的主要障碍，近日由上海财经大学产业经济系教授干春晖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十二五”期间加快推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研究》完成阶段性研究成果，对当前中国产能过剩现状及原因进行了实证调查和理论分析，并据此提出初步的政策建议。

　　该研究成果显示，“绝对性过剩”和“结构性过剩”并存，是此轮产能过剩的突出特点。如钢铁、水泥等行业经年积累的产能过剩已是绝对性和长期性的过剩。与此同时，诸多行业均存在着低端产品过剩，高端产品供给不足的“结构性过剩”现象。“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极为复杂，它来自于周期性、结构性、成长性等因素的叠加影响。”干春晖表示，从周期性因素来看，受国际金融危机延续性影响，中国出口导向性行业出口订单下滑以及由此引发的产业连锁反应，导致了部分企业开工不足。从结构性因素看，政府刺激性政策包括地方政府的推波助澜导致部分行业过度投资，随着经济增速的放缓、市场需求萎缩，过剩产能开始显现出来。而光伏、风电设备等新兴领域出现的产能过剩，则反映了这些行业处于成长阶段的投资驱动、低水平扩张的特点，而且这些行业从需求不足到产能过剩的周期更短，具有爆发性的特征。

　　此外，此轮产能过剩主要集中于中上游的资本密集型行业，过剩产能的消化更为棘手。该类行业的特点是，产能闲置的成本要大于产成品的库存积压成本，过剩的产能将源源不断转化为过剩的产品。而且，由于行业特点与退出援助机制的缺失，产能过剩行业的退出壁垒较高。这样的产能结构决定了，无论从供给端整合、清理，还是从内外需求端消化，时间将更为漫长。“政府行政干预的越位与产业管制的错位扭曲了企业的投资行为，由此伴生的产业政策往往催生了产能过剩。”干春晖认为，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追求政绩热衷于上项目、扩产能，往往违背市场规律主导投资方向，行政干预造成的资源错配、要素价格的扭曲、责任追求机制的缺失等放大了企业产能扩张的能力。同时，市场准入干预措施和行政性垄断政策使民间投资受到较多限制，影响了企业正常的投资决策，在地方政府的推波助澜下，不仅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也往往在大项目、大工程上盲目扩大投资规模。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在一些行业造成的产能无序扩张，是产能过剩问题多年不能解决的根本原因。

　　面对严峻的产能过剩问题，该研究成果提出初步解决路径。首先，政府行政干预应从经济性管制为主转变为社会性管制为主，发挥市场机制在调节产能过剩中的基础性作用。鉴于加强行政性审批对治理产能过剩收效甚微，治理产能过剩首先应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让市场机制真正发挥作用。其次，增加“需求类政策”，优化“供给类政策”，增强化解产能过剩的政策着力点。因此，政府一方面要改变过去以规模、主观认定的设备精良为标准的产业政策，代之以提高产品质量、环保水平、劳动安全为导向的政策，引导企业的投资、生产行为。同时，积极出台补贴需求方的政策，合理配置有限的补贴资源，以此撬动内需市场，实现供需的有效对接，消化中上游产业的过剩产能。第三，以减少社会性成本为导向健全过剩产能的援助退出机制，完善市场化并购重组的配套措施，发挥市场整合过剩产能的效应。第四，改革地方政府的考评制度，解决地方政府投资扩张冲动、执法不严背后的机制性问题。目前的财税体制和考核制度会激励地方政府过度投资、扩张产能。第五，提高中国金融机构的国际化服务水平，完善风险评估预警体系，为以资本输出向海外转移过剩产能的战略提供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