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基于农村的现实情况，我认为，农村建设的核心是底线思维，而不能高标准和浪漫化。”在贺雪峰看来，农村是农民基本的退路，是农民最后的保障，是他们体面生活的底线。

　　在数亿农民尚未完全转移出农村前，如何维系“空心村”的生产生活秩序？以怎样的有效策略进行乡村治理？围绕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

　　因地制宜解“空心村”难题

　　在不同地区，“空心村”呈现出不同样态。贺雪峰告诉记者，中国社会当前处于加速转型期，农村社会关系正在快速发生变化，且不同地区的变化也不平衡。从区域差异的角度考察农村社会，是乡村治理研究的题中之义。

　　贺雪峰表示，因人地关系不同，土地产出能力差异也较大，土地回报越少的地区，农民越愿意进城务工经商。

　　“如果农民进城失败，还要返回村庄。正是‘空心化’的村庄，为可能进城失败的农民留下了退路，使得他们不至于变为城市贫民。”贺雪峰说，在人地关系紧张的地区，进城务工者若难在城市获得稳定的就业与收入，他们与农村则仍有紧密的联系。

　　而在人地关系较宽松的地区，农村社会结构则较稳定，“空心化”程度也较低，贺雪峰认为，这些地区的农民进城，会将承包地流转给仍然留村务农的中青年农民。留村的中青年农民耕种30—50亩的耕地，每年就可能有3万—5万元的农业纯收入，从而使这些地区形成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

　　因此，贺雪峰表示，在实践层面，乡村治理要注重地域差异；在理论层面，要研究不同地区乡村治理的内在逻辑是怎样展开的，尤其是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度和法律在乡村实践中的过程、机制和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