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创新的全球影响力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关键指标，它的高水平持续性将关系到这个国家未来发展的动力来源。我们已经处在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如何在这个背景下建设具有全球有影响力的科创中心已经成为国家战略，上海率先领接了这一国家战略。从国际相关经验看，全球科创中心的形成和发展所需要的支撑条件除了经济与技术体系和相关政策之外，还需要“社会文化土壤”的相应性。上海大学李友梅教授领衔的“当前全球科技创新中心软环境建设研究”课题组，依托上海高校智库“基层治理创新研究中心”、上海市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基地暨上海发展战略研究所李友梅工作室等平台，形成了一批阶段性成果，在此介绍的是其中的一部分。这一研究还在不断深入，以期再与大家交流。

　　在新的全球化历史阶段，全球城市不仅是大型组织之间协作网络的核心节点，也是无数个体行动者之间协同合作的枢纽，而善于通过全球网络调配资源、善于塑造认同力量的全球城市则会面临更大的机遇；人们将会在前所未有的层面上，提出全球城市与全球科创中心的社会风险和社会治理的新课题。

　　我们已经发现，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水平不断提升和新信息技术的运用快速推进，传统民族国家间的竞争逐步让位于大型跨国公司集聚的全球城市间的竞争；而随着网络社会成为人们运用新规则和新机制的理想场所，全球城市的社会秩序的基础变得越来越复杂。这些历史进程说明，经济、科技和政治等方面的影响力作为全球城市形成的传统动因，正由于网络社会的崛起而趋于分化。面对这样的世界格局，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经济体，都不能不重视全球城市未来发展的新模式和新动力。

　　学界研究转向聚焦社会文化支持

　　全球城市是一种“合体”，涉及若干中心，有影响力的全球科创中心是其中不可缺少的一类中心，而这类中心必然会与世界性的一流学府和全球性的新兴产业有紧密的依赖关系。近20年来，国际学术界对全球城市的关注不再局限于经济、科技与政治效能的评价指标，而更多地聚焦于其“社会文化土壤”的支撑作用。Saxenian（1994）在探讨硅谷的科技创新优势时，就曾指出，硅谷的成功不单纯依赖技术集聚和资本效应，同时也依赖其独特的社会环境与文化支持；只有当生产和技术研发植根于特定的社会结构和制度网络时，专业化才能转变为灵感来源与创新源泉。Michael（1997）提出，惯例、习俗与社会关系是全球城市区别于其他城市的核心要素。Hall（1998）认为，全球城市经历了技术—生产创新、文化—智能创新、文化—技术创新三个阶段，在后两个阶段中，社会文化条件的支持作用更为重要。但关于全球城市和全球科创中心的“社会文化土壤”的研究，迄今为止仍是高度碎片化的，其主要原因看来是缺乏一个可以用来分析此类问题缘由的理论框架。

　　上海作为我国的特大城市，按照国家的发展战略，20世纪90年代初启动了浦东新区的开发开放，并部署了“四个中心”的建设任务。今天，正在迈向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上海，鉴于对全球治理结构的根本性变革的判断，开始研究并策划如何使自己成为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的全球城市。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对上海提出了“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要求。很显然，这是一项重大的国家战略。从硅谷、纽约、伦敦这样的全球科创中心的实践来看，它们不仅是创新产业的策源地和创新人才的市场，也是支持科学创新的资源整合与配置枢纽，更重要的是在它们那里科技创新意识已经内化成为社会集体的文化自觉。全球科创中心有“外源型—混合型—内生型”的不同发展阶段，具有这种内化为社会集体文化自觉的科技创新意识是“内生型”发展阶段的基本特征。我国目前有一定业态和影响的科创中心均处于“外源型—混合型”的初期发展阶段，上海的经济、贸易、航运和金融这四个中心的建设虽然具有了相当的国际性，并且在自贸试验区建设的推动下有了更新的进展。但上海要成为未来有影响力的全球科创中心，还有许多艰巨的工作要做。比如，上海要改变研究型大学为主体的知识创新体系与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不衔接的“两张皮”的问题，而形成这种衔接的机制，需要兼顾竞争与协同的社会文化、跨界接触的社会交往体系以及紧密合作的社会团结机制等；上海不仅要超于传统模式，在科技创新、产业调整、人才引进以及相关制度等方面为全球科创中心的起步建设提供有利条件，而且要以更新的思维方式，为全球科创中心建设在互联网和大数据条件下快速而有效地进入“内生型”的发展阶段提供有利条件。这些艰巨工作其实都涉及全球科创中心的软环境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