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童星是一位不断超越自我的学者，在从事学术研究的34年里，他先后涉足哲学、社会学、公共管理三个学科，聚焦于哲学认识论、社会学理论、社会保障理论与制度、风险灾害危机管理等四个研究方向。但无论从事何种研究，童星都始终以自己的知识服务于国家和人民群众。

　　聚焦社会管理与社会发展问题

　　1982年，童星大学毕业后留在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1988年转入南京大学社会学系。童星告诉记者，转岗“一方面是学校学科建设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源于个人广泛的研究兴趣”。在哲学系的后两年，童星除了日常研究和教学工作，已经开始涉猎社会学研究，这为他进入社会学领域打下了基础。

　　此后，童星聚焦于社会管理与社会发展问题，并围绕分配差距、城乡贫困、资源环境等问题开展专题研究。其中农村和农民问题是他关注的重点，“我国农村贫困标准线研究”是他较满意的研究之一，代表性成果同名论文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

　　在研究中，童星和他的团队不仅划出了特困（活命）、温饱（贫穷）、发展（脱贫）等三条线，还用热量支出法测定活命线，用恩格尔系数法和消费函数法测定贫穷线并予以相互印证，用边际投资率和储蓄率变化法测定脱贫线；最后针对不同的家庭规模、不同区域、不同年份予以微调，构建了完整的农村贫困线测定体系。

　　引领中国社会风险与危机管理研究

　　1998年，童星又因牵头创设社会保障专业，涉足公共管理领域。从2004年开始，他将研究重点瞄准了社会风险与危机管理研究，并于2005年成立南京大学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于2006年承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题项目“建立健全社会预警机制和应急管理体系研究”。

　　社会预警是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应急管理则属行政管理学的研究领域，如何才能将二者结合？这也是童星及其团队在项目研究中遇到的最大难题。童星表示，从更大范围来看，应急中的“急”含义非常广，包括灾害、风险、危机、突发事件等，而这些又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管理科学、工程技术等不同学科的研究对象，所以他们在组建团队时，有意吸纳了不同学科的学者，在研究中也采用跨学科合作的方式。

　　他们在尝试整合社会预警研究和应急管理研究之后，又梳理并整合了“工程—技术”、“组织—制度”、“政治—社会”等三种研究传统和研究方法，提出了“风险—灾害—危机演化连续统”理论。在此基础上，他们又设计出源头风险治理、事发应急处置、事后危机化解相结合的全过程动态管理模式，这一应对体系受到国家重视。

　　目前，已经68岁的童星仍在从事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社会管理创新与社会体制改革”的研究，以及唐仲英基金会项目“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多学科研究平台”的建设工作。

　　跨学科研究重大现实问题

　　回顾过去的研究经历，童星表示：“由于学校学科建设的需要，我‘转行’了三次，但这不仅使我拥有不同研究经历和学科背景，也造就了我宽广的知识面和独特的研究视角。”他强调，要把研究做好，关键在于审时、度势、量己，在客观需求、研究兴趣、知识积累三者之间找到最佳结合点，若三者重叠，必定会大有作为；否则，不是力不从心，就是出力不讨好。

　　跨学科研究常常会有创新。童星告诉记者，马克思把哲学唯物史观和辩证法引入经济学，凯恩斯依据心理学将消费倾向递减、投资倾向递减、流动性偏好引入经济学，都引发了经济学的变革，所以他主张学术界的跨界交流。

　　童星建议，年轻的学者要注意跨师门交流、跨学派交流、跨学科交流、跨文化交流；要能甘于寂寞，坐得住，钻得进。他说，在研究中，要勇于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摒除“政治实用主义”和“经济实用主义”，摒除急功近利、浮躁跟风，摒除唯我独尊、自吹自擂。“一味走极端，‘语不惊人死不休’，这不可取，判断要准确、评价应中肯；一味玩高深，非得把话说得让人听不懂，这也不可取，真正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在发表时一定是深入浅出的。”他说。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吴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