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初期的“疑古”思潮中诞生的中国考古学，正如它的前身——金石学一样，天生被赋予了“证经补史”的使命，无论是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还是傅斯年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考古学最重要的或唯一的目的就是弥补文献资料的不足，为史学研究服务。考古学归根结底是“象牙塔”里的纯粹学术。

　　使考古工作成为有组织的群众性工作

　　在中国考古学的近百年发展历程里，考古学为重建古史、丰富史料、再现文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学科理论与方法也日趋成熟，但任何学科的发展都需要顺应时代的变化，考古学在这个社会变革的年代也应与时俱进。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走上了经济发展的快车道，在基本建设和城市化进程中，大量的文物古迹被揭露，考古学家的工作引起了社会前所未有的关注。尽管公众对古代遗存的好奇与日俱增，对身边越来越多的文物古迹充满了疑问，然而以古代文化遗存为工作对象的考古学依然以其独特的工作方式不为外界所知，保持着相当的封闭性和神秘性，考古学与公众之间的隔阂凸显出来。一方面，在公众的眼里，考古学几乎就等同于“盗墓”、“探险”、“寻宝”等，而对考古学的学术成果缺乏了解与关注；另一方面，经济利益的驱动和部分公共媒体的误导加剧了文物的盗掘与流失，考古学面临着学术研究与文物保护之间的窘境。

　　考古学家在痛心疾首之余，似乎应该重新思考考古学的学科定位，除了历史重构的学术使命外，考古学理应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那就是放下身段，走出“象牙塔”，更多地关注公众与社会，将纯粹的学术研究转变为以学术为基础的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即大力推行“公共考古学”或“公众考古学”。

　　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考古学的开创者苏秉琦先生就针对大规模基本建设中的繁重考古任务，提出了“依靠广大群众，使考古工作成为全国规模的有组织的群众性工作”。20世纪70年代也出现了由工人、农民参与并撰写发掘简报的考古工作，不过这些都是特殊历史时期的考古活动，在目的和理念上与当今的公共考古学有很大不同。

　　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历史文化遗存面临着与今天中国相似的困境：工业化建设中的文物破坏事件日益增多、盗掘和非法文物交易日渐盛行。在这种情形下，美国考古界提出了“公共考古”的理念，其核心是将考古遗存视为一类公共的文化资源，将文化遗产的阐释、教育、保护与利用作为专业考古工作者的重要任务，注重与公众共享文化遗产。目前美国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机制已经相对完善，应该说与“公共考古”的推行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