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时代需研究型学习

　　编者按

　　“漫谈教育”专栏在本版开栏已一年有余，专栏的作者秦春华创作的稿件给我们带来了丰富的阅读感受和启发。现在，我们终于又增加了一位作者席酉民。席酉民现任西交利物浦大学执行校长、英国利物浦大学副校长。邀请他来为专栏写作，是因为他是一所中外合作办学大学的校长，本身交织在本土视野和国际眼光之中，除了校长和教育家身份外，他还是一名管理学学者，并且有企业管理经验，这使得他看待教育有着很不一样的视角，符合“漫谈教育”专栏从当下教育热点问题出发，但不止于教育，用独特的方式将教育纳入社会、历史和中外比较的大视野中进行探讨的定位。如果说秦春华的经济学背景和招生办主任经历给他的文章带来独特之处，那么我们也相信席酉民的管理学背景和大学校长经历会成就其特色。而我们最希望的是这些不同的特色，让我们对教育有更好更深刻的思考。

　　现在人们很容易获得相关信息和知识，几乎可以“知道”一切，也很容易沦为“知道”分子。然而，大量难以验证甚或冲突的信息或知识使人们常陷入高阶困惑，难辨真伪、难分伯仲，若无足轻重可一笑了之，但当事情重大，深陷似是而非的信息或知识包围中又该如何处置？毫无疑问，我们已从“惧怕无知”的传统教育时代步入了一个“知道”时代。过去，因人类对自然、自己和社会认知不足，知识积累不够，所以常因无知而手足无措；现在，却因为获取知识和信息太易、太快、太多、太模糊而恐惧，雾霾、水质污染、食品不安全、未来可能患某种疾病、世界某地的凶杀、恐怖、灾难……瞬间扑面而来，使长期习惯了安宁的人类心灵难以承载如此重负，往往陷入“有知”的恐惧中。

　　19世纪狄更斯曾形容，“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些话似乎完全可以套用到伟大的21世纪。在大量颠覆性技术的催生下，世界日益紧密连接成为地球村，信息和知识爆炸的冲击波迎面扑来，随着大数据和数据挖掘技术的深入，过去作为主体的我们总是为难以获得客体足够信息而焦虑，现在有可能出现客体比我们主体更了解我们，如通过大数据分析得到我们许多下意识或未意识的行为习惯、决策模式。这个所有东西相互连接、甚或相互监控和研究的世界变得日益复杂、模糊、快变和不确定，人们在收获这种网络化环境下巨大收益的同时，不得不面对许多严重甚至从未经历过的冲突、问题和危机，我们也越来越体会到人类从恐惧无知慢慢转变到开始恐惧这个时代。

　　爱因斯坦曾坦言：“知识很多和太少同样危险。”其实，关键在于我们怎样对待知识：当知识太少时我们需要清醒自己的无知，当知识很多时则要注意找到真知，且不被知识限制思维和束缚手脚。

　　面对这样的挑战，大学熟悉且擅长的“一门课，一本教材，老师将内容归纳成很多知识点，老师讲知识点，学生记知识点，考试时候老师划重点，学生背重点，考完高分忘知识点”的被动填鸭式的传统教育，无法将我们从新的“恐惧”中解救出来。

　　以知识为导向的教育源于人类社会演进的必然，在知识稀缺、难以分享的情况下，教育的目的主要是传输知识，教人获得和理解知识。千年大学发展史充分体现了这一演化过程，中世纪（11-14世纪），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人们对知识需求促成知识的传播；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14-17世纪中叶）时期，知识的传播的内容反映了对古典文化的推崇，同时也体现了统治阶级的意志；资产阶级革命（17世纪中叶-18世纪中叶）时期，知识的传播由注重书本转向实验，由注重思辨转向注重科学实践；工业革命与世界大战（18世纪中叶-20世纪70年代）时期，社会对科学技术的需求使大学功能多元化，除知识的传播外，日益重视知识的创造以及转化；在当今全球化时代（20世纪70年代以来），知识的传播、创造和转化愈演愈烈。由此可见，大学的主要功能一直集中于知识传播，于是如何传播就成为大学实现其使命的重要问题，并经过漫长的实践和演化，形成了现在所谓的以“教师、教材、课堂”为中心的传统教学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