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几十年来，人类不断遭受经济、社会和生态危机的困扰，这些危机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具体表现，人类唯有超越资本主义才能摆脱危机。但是，西方新自由主义所奉行的发展模式不仅无视资本主义所造成的危机，还不遗余力地将其强行推广到广大发展中国家。这种行径已对广大拉美国家造成了深重灾难，并引发了拉美左翼进步学者的批判性反思。德国罗莎·卢森堡基金会安第斯地区负责人米里亚姆·兰组织编写的《超越发展——拉丁美洲的替代性视角》一书就是这种反思的成果。该书不仅可以使我们认清新自由主义的本质和危害，其提出的替代性发展理念还能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诸多有益参考。本期《文明的危机及其对左翼的挑战》是该书的导言，经作者授权发表。

　　摘 要：席卷全球的多重性危机已经被公认为“文明的危机”。面对危机，西方主流思想依旧不顾地球存在的物理极限，继续兜售的是不断的扩张与增长，以及以不断完善的技术克服自然灾害和能源危机，并且不断贬低南方国家中存在的生活方式、社会关系和知识体系的多样性，粗暴地将其视为“落后”。基于此，左翼除了继续批判和抗拒当代资本主义的野蛮劫掠，还面临着构建新的政策主张与未来愿景的使命，挑战仍沉迷于加入永无止境的消费主义的生活的观念，并最终打破它的霸权地位。“发展替代持久性工作组”的任务是发起关于像幸福或生活质量那样同等重要概念的不同意涵的新争论，从而引入一种对初看起来也许不可想象的世界的思考。

　　关键词：文明 发展 危机 左翼 替代  

　　作者米里亚姆·兰（Miriam Lang），安第斯西蒙玻利瓦尔大学教授。译者蔡华杰，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福州 350117）。

　　在过去的几年里，席卷全球的多重性危机已不断恶化。金融市场甚至撼动了工业化国家中最强大的经济。为了金融投机或农业燃料生产而掠夺农业土地的行径，正在加重粮食价格的上涨，并使我们陷入粮食危机。在海床几千米深处的地方进行采掘，在石沙中提炼少量的沥青用以制造石油，在岩石中使用化学物品提取释放天然气，在巨大的火山口上挖掘以获取其土壤中仅仅0.1%的铜，所有这些在地球的边缘角落开采石油、天然气和矿产的技术，已变得越来越昂贵、危险和破坏环境。这些做法实质上是为了维持一种特殊生活方式，即霸权未受质疑的北方国家向全人类提出的关于成功和幸福快乐的观念。

　　如今，恰恰是在世界的最边缘地区，正在强烈感受到对地球最深处的资本主义掠夺的后果。在那里，小农们失去了他们的土地——被用一种更加“赢利的”方式加以利用，而直接陷入贫穷或绝望的境地；在那里，基本食物价格的上涨，直接导致严重的饥荒；还是在那里，由于干旱、沙漠化、洪水或风暴，全球变暖已引致数以千计人口的死亡。虽然本书并不专门讨论这一议题，但气候变化必将带来严重的社会经济后果以及其他诸多危机，从而造成新的投机市场，并导致一种无休止的危机循环。

　　对于边缘性国家来说，这种多重性危机已经被公认为“文明的危机”。全球南方国家的社会运动，不仅正在抵制这种“剥夺性积累”（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过程所造成的持续性劫掠，还在紧急呼吁并努力寻求对当今世界体系的根本性替代。之所以紧急是因为，在经济增长的崇拜之下，地球被破坏的速度正在加快，金融市场需要在日益缩短的时间内赚取利润。

　　然而，主流思想既不考虑地球存在的物理极限以及随之而来的吸纳污染和废弃物的极限，也不考虑资本主义体系所支配自然资产的不可避免的有限性。它继续向我们兜售的是更多的扩张与增长，以及以不断完善的技术克服自然灾害和能源危机。资本主义体系已经把所谓的“绿色经济”确定为实现下一次现代化跳跃的突破口：自然本身和自然保护的商业化、污染权的销售、对可更新能源或具有缓解损害效应的技术的投资，并宣称，所有这些都可以在未来的市场中获取丰厚的利润。像过去所发生的一样，资本主义的每次危机都是一次机会——将会有受损者，而且这次也许比以前还多，但资本主义体系本身将会得以再生，并声称这将优于其他任何选择。

　　在这样一种全球性景象中，拉美的政治构型似乎是一个例外。仅仅在安第斯地区，目前5个国家中就有4个国家的政府声称，其目标是打破新自由主义模式，并终结旧精英阶层不久前还在从事的无耻掠夺行径。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三个国家，已经同时通过了新的宪法。它们的新政府因为长期的社会斗争过程而赢得选举，这些社会斗争的倡导者并不是传统的左翼或政党，而是来自小农、妇女、城市居民、原住民的社会运动，它们努力做到了超越其局部性的要求，并为整个国家提出了新的政治主张。这些进步性政府没有一个来自于传统的政党，相反，他们得到了新的或替代性政治力量的支持。

　　这一新政治阶级，是几十年来第一个真正关心自己国家及其未来的阶级，比如教育、减少贫困和改进人民生活质量。他也是第一个新政治阶级，主张引入关于跨国公司的全新游戏规则，而旧规则只是便于这些跨国公司肆意攫取其自然资产。他倡导关于区域一体化的新愿景，从而尽可能摆脱各种形式的新殖民主义的结构性羁绊。他还建议尝试取代已经主导了拉美5个多世纪的榨取主义逻辑的经济替代性政策，而在榨取主义看来，拉美只是北方国家富裕生活的原材料来源。

　　伴随着这三个国家制宪会议的举行，这些变革进程经历了其最民主、最激动人心和最具参与性的时刻。这一点都不亚于创建一个全新的国家，比如在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核心是要使之成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即从后殖民主义国家转变成为充分体现种族和人口多样性的国家。然而，无论是新宪法的起草过程还是随后新宪法原则的贯彻执行，都无法摆脱由于他们参与当今世界体系而带来的巨大压力。这既包括经济上的内外压力，也包括国家历史负载所承受的压力，由于他们曾被深度殖民并被排斥在国家的设计与实践进程之外，统治者很容易做到消解转型性社会能量并服务于其自身目的。

　　发生在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和委内瑞拉的变革进程，在数年之后仍带有与新自由主义时代实质性决裂的特征，但他们的风险与局限性也是明显的。这些国家都在经历着严重的国内冲突，这些冲突甚至可能会终止变革本身，至少在选举层面上是如此。

　　这些冲突中最突出的，是向我们清晰呈现的前文所提及的“文明的危机”的情形。新的宪法和法律规定——集体的和属地的所有权、原住民的事先协商权利、自然的权利以及尊重地球母亲，与全球新旧霸权中心对原材料的掠夺性需求形成正面冲突。改善教育、健康和基础设施，以及为救助社会最贫困群体而斗争所需要的社会投资的大幅度增加，所有这些都需要切实的资金支持，而这些所需资金要么来自旧有榨取主义模式的扩大，要么来自外部债务的增加。

　　2009年厄瓜多尔由于制定新的采矿法和水法所引发的社会冲突，以及近期发生在玻利维亚，围绕着恰好穿越“蒂普尼斯”（TIPNIS）国家公园的中部和原住民属地的主要高速公路建设而引发的冲突，都表明了存在着阻碍变革的深层次矛盾。这些矛盾反映了进步性政府自身内部的歧见。这些政府远不是同质性的整体，而是为了各种全国性项目而较量的不同利益集团的战场。结果是，这些政府自己最后违反了不久前还代表其最大政治成就的宪法，[1]并且与它们的大量草根支持者产生了严重冲突，这些政府的掌权不仅是由于草根支持者的选票，也是它们持续不断的历史性斗争的结果。

　　如今很清楚的是，在大多数的进步性政府内部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如下的事实，即致力于社会经济模式深刻转型的派系属于少数，而那些占据政府核心的派系正在尝试一种更加教条式的变革，并更多地赞成对资本主义的简单改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