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 年 6 月，就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将于加州安纳伯格庄园举行首次首脑会谈的前一天，美国《华盛顿邮报》与英国《卫报》刊出爆炸性新闻，曝光了美国国家安全局从互联网运营商大规模截取通信资料的情报。在《华盛顿邮报》 6 月 6 日的报道中，棱镜计划（ Prism Program ）首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之中。棱镜计划显示，美国情报部门直接从微软、雅虎、谷歌、脸书、朋聊（ PalTalk ）、美国在线、讯佳普（ Skype ）、 YouTube 和苹果等九大互联网服务商的服务器上截取外国目标的聊天音频与视频、照片、电子邮件、文档、上网记录等资料。《卫报》前一天的报道还曝光了秘密法庭“外国情报监视法庭”（ FISA ）的一份绝密文件，命令美国最大的移动通信运营商威瑞森（ Verizon ）每天向联邦调查局提交所有通话的“元数据”（ metdata ），包括拨出与接收电话的电话号码、位置信息、通话时间等信息（通话内容不包括在内）。 媒体的曝光使民众第一次看到到美国情报监视部门的触角伸得有多长、多么广泛。这一美国情报史上最大的情报泄露事件旋即引发了对情报部门大规模收集公众通信信息是否合法的质疑。中美首脑峰会之前，美国媒体纷纷报道，奥巴马将就中国网络间谍窃取美国商业机密向中国人领导人施加压力。棱镜计划曝光后，这一话题最终不了了之。在美国国内，美国政要，包括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 · 克拉珀（ James Clapper ）、美国总统奥巴马、参议员麦凯恩（ John McCain ）、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丹妮 · 费恩斯坦（ Dianne Feinstein ），纷纷出来解释，为这一项目辩护。与此同时，人们纷纷猜测，是谁泄露了这些机密情报？

　　6 月 9 日，前中央情报局情报分析员、美国国家安全局合同服务商博思艾伦 (Booz Allen Hamilton ）雇员， 29 岁的爱德华 · 斯诺登（ Edward Snowden ）与《卫报》记者进行了访谈，视频在《卫报》网站上公开。斯诺登的现身打消了人们对情报泄露者身份的猜测，也把世人的关注引向了他。《卫报》的系列报道勾勒出了斯诺登的基本情况：高中辍学，但是毫不费力就通过考试取得了高中同等学历文凭（ GED) ；断断续续上过社区学院和一些网上高等教育课程；精通电脑，喜好日本动漫，懂一些日语和中文。

　　在斯诺登成为全球焦点新闻人物的同时，其访谈视频的录制者，视频报道记者、纪录片制片人及导演劳拉 · 波伊特拉斯（ Laura Poitras ）也进入了公众视野。《华盛顿邮报》首篇对棱镜门的报道，波伊特拉斯与巴顿 · 格尔曼（ Barton Gellman ）是共同作者；《卫报》对斯诺登本人的报道，波伊特拉斯与格伦 · 格林沃尔德（ Glenn Greenwald ）、伊文 · 麦卡斯基尔（ Ewen MacAskill ）是共同作者。实际上，波伊特拉斯是棱镜门得以曝光的关键人物。早在 2013 年 1 月，斯诺登就通过加密邮件和波伊特拉斯联络。 2 月份，斯诺登单独联系了当时身在巴西的《卫报》专栏作者、美国安全问题专家、律师与人权活动家格林沃尔德，但是只是在波伊特拉斯与其联系后，格林沃尔德才真正重视起来。波伊特拉斯与格林沃尔德同为“新闻自由基金会”（ Freedom of the Press Foundation ）董事，与《华盛顿邮报》记者巴顿 · 格尔曼曾经同获纽约大学的资助。

　　斯诺登为什么想到联系一个纪录片导演曝光美国的监视情报呢？波伊特拉斯在接受《沙龙》（ Salon ）杂志和《纽约时报》采访时说，斯诺登知道波伊特拉斯出入美国国境时遭受的盘查，因此熟悉美国政府对个人的监视，对这个话题会有共鸣。而且，斯诺登也看过波伊特拉斯 2012 年在《纽约时报》网站发布的短片《监视计划》（ The Program ），其主题就是国家安全局对美国国内的监控。这个短片是波伊特拉斯对前国家安全局资深密码破译员威廉 · 宾尼（ William Binney ）的采访，宾尼曝光了国家安全局 9/11 之后开始的“星风”（ Stellar Wind ）项目，它把收集外国情报的手段开始用于国内目标。宾尼 2001 年因对这一项目不满而辞职，并在 2011 年曝光这一计划后遭到了政府部门持续不断的骚扰和监视。实际上，自从 2006 年波伊特拉斯讲述美军占领下的伊拉克人生活的纪录片《我的国家，我的国家》（ My Country, My Country ）（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提名）播出后，她在出入美国时就 40 多次受到盘查，她的电脑、文档等也曾被扣留。最后她不堪其烦，移居柏林了。

　　那么，波伊特拉斯是个什么样的人？波伊特拉斯生于 1964 年，她在成为电影导演之前当过 10 年厨师，在高档饭店里做法国菜。 2008 年在接受访谈时波伊特拉斯说，她从波士顿搬到旧金山之后，工作的饭店因为成立了工会，工作时间从每天 14 小时减少到了 8 小时，使她有空闲时间学习新的东西。她于是在旧金山艺术学院开始学习实验电影，后来又到纽约新学院（ The New School ）学习社会理论。在长期拍摄实验性作品之后，波伊特拉斯转向纪录片制作。 2003 年，她与琳达 · 布赖恩特（ Linda Goode Bryant ）合作的纪录片《旗帜之战》（ Flag Wars ）在开始拍摄四年之后上映。该片如实记录了美国俄亥俄州首府哥伦布市一个黑人社区在白人同性恋者进入后所经历的冲突。在这部影片中，波伊特拉斯展现了她在事件发生的当时记录冲突与人们的挣扎的写实主义风格；该片获得了 2003 年皮博迪奖（ Peabody Award ），并获得 2004 年艾美奖（ Emmy Award ）提名。

　　从 2004 年 6 月到 2005 年 2 月，波伊特拉斯冒着生命危险孤身一人在美军占领下的伊拉克呆了 8 个月，摄制了获得 2007 年奥斯卡最佳长片纪录片提名的《我的国家，我的国家》。该片以逊尼派穆斯林利亚德（ Riyadhal-Adhadh ）医生为主人公，讲述了伊拉克人在美国占领下的生活。 2006 年，在此片上映后，波伊特拉斯随即被列入美国国土安全部监控名单，并且是级别最高的名单，出行开始受到盘查。但是波伊特拉斯没有退缩， 2010 年又完成了《誓言》（ The Oath ）的制作。该片的两个主人公是阿布 · 占达尔（ Abu Jandal ）及其连襟萨利姆 · 哈姆丹（ Salim Hamdan ，本拉登 1999 年让他们娶了一对也门姐妹为妻）。前者曾是本拉登的保镖，但在 9/11 之后离开了阿富汗基地组织；后者是本拉登的司机， 9/11 之后被美军抓获，在关塔纳摩监狱被关了 7 年，是第一个接受美国军事法庭审判的 9/11 囚犯。

　　《我的国家，我的国家》和《誓言》是波伊特拉斯计划拍摄的“后 9/11 三部曲”的前两部，而第三部就是关于反恐背景下的国家监控与揭密者的。这部纪录片从 2010 年就开始酝酿，计划于 2013 年杀青，而斯诺登泄密事件恰好此时爆发；我们可以预期，棱镜门将会成为这部纪录片的重头戏。实际上，波伊特拉斯投入新纪录片的制作已有三年，已经公布的素材除了前述的《监视计划》外，还有曼宁在军事法庭上陈述的录音片段，以及对维基解密负责人阿桑奇的采访。目前报道斯诺登揭密事件的主要人物、被许多人认为当下最有勇气的调查记者格林沃尔德这样评价波伊特拉斯：她毫无疑问是我所见过的最勇敢、最出色的人物之一。

　　波伊特拉斯和格林沃尔德代表的正是美国公民社会的力量。美国传统上行政、议会和司法部门互相制衡的机制在面对国家安全问题时很大程度上失效了。斯诺登公开的文件清楚地表明，美国国家安全局局长基思 · 亚历山大（ Keith Alexander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珀对国会和公众提供了不实之词（按照美国法律，政府官员对国会撒谎属于犯罪），秘密法院成了橡皮图章，而由于这一切都秘密进行，公众无从得知真相。而作为美国第四权力部门的媒体也整体失声。实际上，关于美国政府非法监听公民通信的第一篇重量级报道是由《纽约时报》记者詹姆斯 · 瑞森 (James Risen) 和埃里克 · 里奇布劳（ Eric Lichtblau ）作出的，但是发表却被推迟了 13 个月（这个报道到获得 2006 年度普利策奖）。斯诺登因此对美国主流媒体抱有疑虑，从而接洽了一直致力于报道美国政府监视计划的波伊特拉斯和格林沃尔德。毫无疑问，他们的工作为美国政府所不喜。除了有政客称斯诺登为叛国者外，也有政客甚至媒体工作者主张追究格林沃尔德和波伊特拉斯在泄密事件中的责任。

　　但是在美国这一多元社会中，对格林沃尔德和波伊特拉斯的支持力量也相当广泛。波伊特拉斯的几部长纪录片都是在各种基金的支持下完成的，并在多个种电影节中获奖。她的影片有美国公共电视台、《纽约时报》等主流媒体的播出渠道。 2012 年，她又获得了麦克阿瑟基金会的天才奖，得到了 5 年里每年 10 万美元的资金支持。她正在制作的关于国家对公民的监视及揭密者的影片如果获得奥斯卡，人们也不应感到奇怪。

　　值得说明的是，自由居于美国价值观的核心地位。虽然自由与安全的张力永远存在，尤其当人们感到安全受到威胁时往往在个人自由方面做出妥协，但是没过多久，钟摆就会回归。斯诺登、格林沃尔德和波伊特拉斯的所作所为，无疑将当下个人权利和隐私受到政府前所未有的监控摆到了世人面前，从而引发严肃的讨论和反应。实际上，昆尼皮亚克大学于 6 月 28 日 -7 月 8 日进行的电话调查显示， 55% 的被调查者认为斯诺登是一个揭密者，而认为他是叛国者的人为 34% 。与此同时， 45% 的被调查者认为政府在反恐战争中过度限制了公民自由；而认为这些反恐行动并不过分的人占 40% 。值得注意的是，仅仅是在三年前，持后一观点的人占到了 63% ，而持相反观点的人只有 25% 。除了民众的支持，美国公民自由联盟（ ACLU ）和电子前哨基金会（ EFF ）也发起了对美国政府的诉讼。

　　当然，在法治精神深入人们骨髓的美国，大部分民众还是认为斯诺登违法了，应该受到惩罚。但以历史的眼光来看，美国的建国者、民权运动的积极分子（比如不给白人让座的罗莎 · 帕克斯）都违反了当时的法律，但是现在他们是美国最受崇敬的英雄人物。个人冒着风险挑战恶法，正是英雄行为。正如《纽约时报》专栏作者罗杰 · 科恩（ Roger Cohen ）所说，历史将会善待斯诺登。我们同样可以判断，历史很有可能将会铭记格林沃尔德和波伊特拉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