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有制体制下，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职业道德渐渐弱化，出现了利用工作之便寻租的现象。寻租行为本是一种经济活动，但现在中国，寻租已经大大超越了经济领域。在中国互联网输入关键词“寻租”，竟出现2,150,000个相关网页。其中有会计寻租、立法寻租、教育寻租、权力寻租、精英集团寻租、采购寻租、政府寻租、烟草企业寻租、房地产寻租、审批寻租……真是五花八门，无所不及。在这里我把寻租定义为“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职业资源进行职业契约外的交换，为自己创造职业契约外利益的行为”。现在的中国可谓行行寻租、全民寻租，生活的每个角落都有寻租现象。

　　教师的寻租现象受到社会和舆论的非议，过教师节成了家长头痛的日子，更严重的是类似现象还出现在幼儿园。两年前教师节的电视节目中，一位优秀教师说，教师节他从不收礼物。言外可见一般教师在教师节收礼物已是普遍现象。去年的教师节又有一位很有良心的教师呼吁家长不要再送购物卡了，他说他接了家长的钱就不好再对学生进行公平、公正的教育。

　　寻租在中国已经成了一种潜规则，即使有些工作无租可寻，很多人也要徇私。两年前，偶尔在公共汽车上遇到过去的一位老邻居，是汽车售票员。多年不见，虽然她是在工作时间，也抽空和我聊了几句，我买车票时，她说：“坐我的车你还用买票？”。我觉得她只是汽车公司的员工，怎么有权利不收钱呢？可我又不好意思明说，就在下车时塞给她两元车钱。2009年我在上海车站附近的一家收费公厕作了一次观察调查，60分钟内，共有83人进去，有8个人看上去是收费大妈的熟人，打个招呼没交钱就进去了。

　　中国的很多大学宿舍都有晚上定时关门的规定，超过时间，就不给开门了。可现在听说很多学生根本不在乎。他们说，回去晚了，给大妈点钱，就会给开门的。不遵守学校的纪律不但不受惩罚，反而受到一些想违反纪律但没有钱的学生的羡慕。久而久之，只要有钱就可以不受纪律约束就演变成一种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从幼儿园时代开始渗透。没有钱时没办法，不得不遵守纪律。进入社会以后，自然认为只要有了钱就可以不受制度的约束、为所欲为，制度就变成了只对穷人和弱者的限制。如此社会，随着经济的发展，口袋里的钱越多，人们对制度和法律进行挑战的信心就越强。这就是目前在中国为什么越有钱的人越肆无忌惮的原因，也是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不能同步前进的社会原因。

　　老师寻租的对象是学生，医生寻租的对象是患者。买方市场的环境下礼品店的老板就成了导游的寻租对象。在目前的中国，不论任何领域，任何时间，只要存在需求关系，制度就打了折扣，什么都可以用钱来摆平。

　　很多家长给老师送礼，并不是都是老师索取，而是希望从老师那里为自己的孩子索取更多的机会和指导。同样，医生给患者做手术的时候，并不是医生主动向患者索取红包，而是在很多情况下，患者和家属担心如果不给医生送红包，医生就不会用心做手术。他们认为如果医生接了红包，就会认真一些，因而也就觉得更安心些。

　　其实，老师指导学生，医生给患者治病，都是应尽的职业范围之内的工作。然而，由于职业道德的沦落，人们非但不寄希望于建立一个具有公平、公正职业道德的法制社会，而是极端自私地通过金钱的力量保证自己的那份权益。恐怕很少有人会想到，你送了金戒指，还有送金手镯的；你送1万元的红包，还有送5万元，甚至更多的。如果理性地想想，就会意识到，遇到没有职业道德的人，行贿也许不仅不能达到预期效果，反而有可能适得其反。但是寻租现象的普及让人们不行贿就无法安心，受贿现象自然也就水涨船高、愈演愈烈。

　　60年代以来、经过两代人的传承，寻租现象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处于强势时通过寻租获取利益，处于劣势时通过行贿获取机会，当代的中国人对于这些行为已经没有任何道德上的抵抗力。按照社会统计学理论，任何社会中某种特定现象的普及率如果超过30%的话，就会超越时空变成一种文化沉积。看看自己的生活，看看自己的周围，直觉会告诉我们中国社会的寻租现象已远远超过30%的范畴，我们不得不承认寻租已经沉积为中国的现代文化，这不仅影响着中国的下一代，也腐蚀着来到中国工作的外国人。外国公司的外籍员工也开始与供应商的中国籍员工相互勾结、中饱私囊，要求回扣，旅日华人记者莫邦富说，在中国，日本员工的高风亮节，爱岗敬业等神话已经消失。他称：“人毕竟不是不锈钢，终究是会生锈的。如果身处‘恶劣’环境，那么生锈也不需要很长时间。”

　　有人也许会说，上梁不正下梁歪，老百姓的寻租、徇私是小事，根源在于有权者的腐败，他们的行为是犯法的。但是决不能忽视全民寻租与官员的腐败、权钱交易是同一性质的问题，其差别只是手中的资源和权力的多寡与大小而已。寻租行为无论金额多少都是一种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不同的只是随着权力的升级，普通人变成了有权者；道德问题演变为犯法行为而已。

　　目前在中国，寻租就像臭豆腐一样，别人闻着臭，自己吃着香。很多人抱怨和不满的是看着别人吃，自己吃不到。一旦有可能吃到臭豆腐，哪怕是一小块，都多人都很难抗拒这种诱惑。这就是“一个贪官倒下去，千百个贪官跟上来”的“前腐后继”的文化土壤。

　　要保持“反腐斗争”的成果，必须改变这种文化土壤。要改变这种文化土壤，首先需要树立民众有关公平和公正的价值观，重建市场经济环境中的职业道德。从我做起，在各种范围内建立公平公正的制度，唾弃损人利己、获取他人的利益和损害他人权益的行为，增强在尊重他人权益的同时保护自己的权益的现代意识。

　　对寻租者要制定政策和法律，进行有效制裁，提高寻租行为的成本。对行贿者也要制定一定的舆论监督制度，因为行贿的结果是腐蚀了职业道德，搞乱了职业规则。但这些举措从制定到实施、见效需要一段时间，而且还会有反复。为了赢得政策效益的时间差，应该率先在教育领域杜绝寻租现象，给青少年一个纯净的环境，切断寻租文化的跨代传承。

　　改变寻租的文化土壤是一个提高国民素质、廉洁政府部门的全民性系统工程，不仅需要有关法律和制度的建立以及有效的实施，更需要从个人到企业、从机关到学校的各种层面的社会团体的共同努力。它还是经济发展后构建现代社会的价值观、重塑当代中国人形象的思想转变工程。这一系统工程的成功建设是中国走向成熟的现代化大国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