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高丽副总理在第十五届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指出，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中国经济如何长期持续健康发展，使其处在一个合理的区间，而且要不断提高发展质量、效益和水平，根本出路在于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从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和未来发展趋势看，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精神，推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新突破，不仅有利于释放市场潜力与活力，稳定经济增长，也将改善企业发展环境，促进企业转型升级，从而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

　　2013年，我国GDP总量56．9万亿元人民币，按全年平均汇率1∶6．2折算，约合9．18万亿美元，比2012年增加接近1万亿美元，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超过12％。但由于经济增速已连续两年低于8％的水平，今年1、2月份工业生产、投资、消费等多项指标的增速出现近年来的历史新低，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凸显。我国经济能否保持稳定发展的良好势头，再度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年均接近10％的高速增长已经超过了30年，被誉为“中国经济奇迹”。现阶段，我国人口结构变化和劳动力成本上升，传统竞争优势削弱；越来越多的产业达到或接近世界技术前沿，后发追赶空间缩小；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发展模式，造成资源、环境、生态约束日趋增强。与十年前相比，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的数量明显不同，实现难度加大。2003年GDP增长一个百分点需要1200亿元的名义增加值，到2013年，增加到5300亿元，是前者的4．4倍。因此，当前我国经济增速适度回落在所难免，也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

　　同时也应看到，我国经济发展存在诸多有利条件。譬如，城镇化潜力依然巨大、居民消费升级方兴未艾、竞争优势并未根本动摇、全球化孕育新机遇等。去年以来，面对经济增长下行压力，政府保持了足够的定力，积极创新宏观调控方式，把工作重点放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化解各种矛盾和风险上，这也必将为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预计在未来十年中，我国经济将保持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如果说我国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已经过去，那么经济发展更富挑战，同时也是更激动人心的阶段已经到来，实现工业化中期向工业化后期过渡，并走向成熟、迈向高收入社会、全面实现小康的阶段正在开启。

　　从国际比较看，成功追赶型经济体在经济增速自然回落时，往往都建立起了相对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技术创新和生产效率的提高。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不顺，体制、机制障碍较多，这也说明深化改革、创新体制机制，是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最大的红利所在。增长阶段转换不仅仅是增长速度的调整，更重要的是增长动力和发展方式的实质性转变。高速增长期结束，并不意味着中速增长会自然到来。如果新旧增长动力的接替不成功，新的发展方式未能及时确立，中速增长也难以稳住。一旦经济增长出现大幅下滑，则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相反，如果能够在新的增长平台上保持相对稳定，则为市场主体的自我调整、防范和化解各种风险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新一轮改革的起始阶段，也是增长阶段转换的关键时期，选择和优先出台增长效应明显的改革举措，如打破垄断、放宽准入、取消不合理限制、提高基础产业领域的市场化程度、完善产品和要素市场、纠正资源错配和扭曲，等等，都能释放被抑制的增长潜力。

　　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关键在于有效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促进企业转型升级。当前我国企业转型升级主要面临着劳动力成本、资金成本、土地成本、流通成本、知识产权保护成本、准入成本等过高的挑战。

　　有效应对上述挑战，也需要全面深入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针对劳动力成本过快上涨，《决定》提出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适时适当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等。针对资金成本过高，《决定》提出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等重大改革举措。针对土地成本过高，《决定》提出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针对流通成本偏高，《决定》提出推进水、石油、天然气、电力、交通、电信等领域价格改革，放开竞争性环节价格。针对知识产权保护成本过高，《决定》提出加强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健全技术创新激励机制，探索建立知识产权法院。针对准入成本高，《决定》提出企业投资项目，除关系国家安全和生态安全、涉及全国重大生产力布局、战略性资源开发和重大公共利益等项目外，一律由企业依法依规自主决策，政府不再审批；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一律取消审批。

　　显然，随着这一系列改革举措的落实，企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将明显改善。

　　可以预见，我国经济将在一个相对低的增长速度下良好运行，规模与质量、速度与效益的关系达到一种新的平衡，增长速度“下台阶”和增长质量“上台阶”得以同时实现。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