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政治局日前通过《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表示到2016年基本完成重点工作和任务，2020年基本建立现代财政制度。

　　财税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牛鼻子，财税体制改革不仅仅只是钱怎么收和怎么花的问题，而是涉及到更深入的体制关系调整，即权力和市场的边界问题。如何厘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正是我们这一轮改革的诉求所在。

　　预算管理、税收制度改革和调整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是财税体制改革的三个重点推进方面。这三个方面都很重要，都是改革的硬骨头，每一个方面取得突破，都是可以载入改革史册的里程碑。但如果要选一个重中之重，非预算管理不可，包括实现全口径的预算管理，以及预算民主。

　　凡有市场经济，必有公共财政。凡有公共财政，必有预算民主。征税权不应该是一种行政权力，而应该是一种立法权力。切蛋糕的和分蛋糕的不能是一个人，否则没法解决公平问题。最理想的状况，也是经济学给出的方法是，两个人分蛋糕，第一个人先切，第二个人先拿。立法机关负责切，行政机关负责拿，也就是说，全国人大以及各地方人大，需要逐步赋权，能够控制住政府的钱袋子。

　　我们当前的预算体制，有两个为人诟病的地方，一是政府的收入并未完全纳入预算之中，尤其是地方政府收入，一半以上来自预算外，甚至制度外。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成为一个黑箱和黑洞，既让钱的使用效率成疑，也让钱的使用去处成疑；二是收支的明细不对公众开放，预算粗线条，人大和公众都面临着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收入来源不清，支出随意，监管不严，导致了地方债、影子银行、地方投资平台等定时炸弹，让中央、市场和公众时刻绷着一根弦。

　　预算民主是个不折不扣的深水区，不仅牵连多方利益，牵一发动全身，而且还有着意识形态的羁绊，有很多执行风险。但是，预算民主是一个好东西。当前，反腐打虎的风头正劲，老百姓“喜大普奔”。接下来，如何将反腐成果用制度保障下来，从而在治标之后，治本能够迅速补位，做到反腐的无缝连接，就是下一步我们要着手思考的地方。财税体制改革，是一个很好的制度补位契机。财税体制改革，一头连着经济改革，另一头连着行政改革。当预算规范，有明有细，包括“三公”消费在内的各种支出透明可追溯并受到有约束力的监督和制衡，寻租和腐败的机会自然就变小，灰色空间和潜规则同样也会被压缩，从而形成制度上的预防腐败的笼子。

　　有着经济宪法的《预算法》今年已经进入三审阶段，仍然没有通过，在众多争议中达成共识很不容易。之所以不容易，在于它要界定权力边界，而这恰恰是权力最不愿意接受的事情。但在改革的旗帜下，别无他法，只能迎难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