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企业盈利水平是需要特别关注的核心指标。供给侧改革也不能取代需求管理。本文指出,中国供给侧改革的主战场在于要素市场改革。
关键词:供给;要素市场;改革;主战场;刘世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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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经济增长的历史需求峰值是由技术决定的,当经济增长到某种状态或者某个数量级,就很难再往上增长。发展经济学则缺乏经济持续增长理论,无法解决全球范围内出现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企业盈利水平是需要特别关注的核心指标。供给侧改革也不能取代需求管理。本文指出,中国供给侧改革的主战场在于要素市场改革。
“中国经济增长前景”报告的研究很有意义,优点在于:选择了更具说服力、效率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来倒推经济增长率。模型使用了Maddison和PWT8.1数据集,两者是目前国内国别长期研究中可比性较强的数据集。另外,报告还把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力增长率区分开,特别是15—64岁年龄段(即有劳动能力年龄段人口),因为当劳动年龄段人数发生变化,对经济增长是有影响的,这点非常重要。
历史需求峰值是影响GDP增长的重要因素
国务院发展中心的研究团队前几年也进行了类似研究,主要是用Maddison数据集梳理了过去几十年的数据。从若干国家的经验来看,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现象,一国的人均收入在达到11000国际元后,GDP增长率开始下降,比如东亚经济体。对中国来说,这完全是一个经验性判断。
从逻辑和理论框架来看,我们更关注另一个问题。我们提出了历史需求峰值的概念,有人说需求决定经济增长潜力,然而长期经济增长一定是由供给决定的。
长期历史需求峰值暗含的含义是技术路径的存在:在人类社会已有技术水平之下,当经济增长到某种状态或者某个数量级,就很难再往上增长。另外,人是有偏好的,达到这个水平后,该领域可以分配的资源也是有限的。比如住房,从国际、国内来看,大体上人均住房面积稳定在30平方米。
目前并没有新技术出现,这个数字就是峰值——即我们强调的历史需求峰值是由技术决定的,甚至从广义上来讲是由知识决定的。但目前,我们对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还缺少深度的思考和了解。
白重恩在研究中假设人口不变,那么劳均GDP增长率实际在下降。最近几年,解释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一个重要角度是从供给出发,特别是劳动力变化来看。但这只是因素之一。
从长期来讲,知识技术所决定的历史需求峰值也是一个因素。我们的一个逻辑判断方式是,假定劳动力不变,劳动生产率下降,最后经济增长率也会下降。
有关经济增长的研究方法及理论框架
在研究方法方面:
首先,趋同法完全可以淘汰。
其逻辑是,假定美国处于最好的水平,设为参数1,其他国家与美国的差距就是潜力,等同于差距就是速度。换而言之,中国和美国的差距有多大,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就有多快。
按照其逻辑,中国一定不是世界上经济增长速度最高的国家,埃塞俄比亚的经济增长速度一定更高。举个例子,上世纪50年代的日本人均GDP相当于美国的21%,此后日本经历了20多年的高速增长时期,而现在中国的人均GDP大约也是美国的20%左右。
我们可以把一国的经济增长当作一个自然生长过程,分成不同阶段:婴儿、幼年、少年、青年、中年、老年,但在人生过程中,不同阶段的生长速度实际上是不一样的。我们假定50年代的日本是21岁,美国是100岁,但是经过这么多年增长,现在美国已经200岁了,相当于其20%的中国已经40岁了。而一个人跑步速度最快的年纪是20岁-40岁,中国已经过了这个阶段了。
从人均收入达到11000国际元的标准来看,韩国在90年代中期符合标准,台湾则在90年代初期,而中国去年才达到11000国际元。但是中国地域辽阔,北京、上海、广东和浙江在三年前就达到了这个标准。刚才白老师也提出不同国家情况不同,我觉得这是其一。
更重要的是,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与人的自然生长过程类似,不同阶段的增长速度是不一样的,如何缩小与年龄最大、个头最高个体的差距,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追赶速度。在这方面,我们的未解之迷很多,因此我对趋同法提出异议。
其次,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这个方法运用很广泛,也有其正确性,但是我认为过于简单。
报告中根据PWT8.1数据推出的曲线,可能采用的是西欧国家的预测数据,而西欧国家的增长状况有不同类型,所谓的超越中国的高收入阶段大概有几十个阶段,最后得出的平均数可能是某种合理或者我们认可的曲线,实际上大部分时候,西欧各国经济增长是低于这条理论上的曲线的,这样的处理使得西欧各国和美国的距离缩短了。
同时,东亚成功追赶型经济体花费的时间相差很大,发展场景的差异也相当大,追赶的内容和节奏也是不一样的。因此,全要素生产率这种方法,对解释发展中国家追赶以及中国经济增长的过程,我觉得过于简单。
经济增长尚缺乏一个理论框架。过去我们研究的是经济起飞的问题以及欠发达国家怎么进入经济起飞。但是我们并没有关注起飞后的飞行时间,即“持续飞行”的能力。
同时,我们也没有关注降落理论,比如,经济什么时候开始降落?以何种速度降落?降落点在哪?中国经济下行已经持续了五年,现在还在继续下行过程中,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缺乏理论框架。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有,最典型的是周期理论,以及最近在讨论的供给侧,这些都需要宏大的经济增长框架,才能将其摆在合适的位置上讨论。
总之,发展经济学缺乏经济持续增长理论,无法解决全球范围内出现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以Maddison的国际元标准来算,拉美国家(包括巴西和阿根廷)的人均收入都没有超过6000国际元。
我的观点是,中国将来遇到的陷阱不会再是拉美已经出现过的中等收入陷阱。同时我也注意到,在人均收入达到11000国际元这个点时,GDP开始增长,投资比重、工业比重以及外贸出口的增长速度都会下降,这一系列变化的背后一定有其规律。然而现有经济学理论缺少一个大家公认的系统性框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