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美国在器物上绝对领先的地位仍未动摇，但近几十年中，越来越多国家宪法的基本框架和权利规定不再以美国宪法为蓝本，从一个侧面这说明美国制度上的优先性或已现颓势。在此背景下，有必要将中国快速发展至今的经验与局限加以理论的审查。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其他新兴经济体来说，如何限制主导国的信息优势，发挥自身信息优势，寻找合适的风险显示器，避免陷入战略性误导，都是非中性制度环境下崛起所要处理的重要问题和亟待掌握的关键技术，而这需要我们从更多国际行为体、不同时期的经验分析中加以总结提炼。

　　关键词：非中性国际制度；中国案例；赶超策略

　　一、问题的提出

　　理性的个体为什么会选择事后看来“与自身利益不甚吻合、或干脆是背道而驰的制度”？有研究曾经从民族国家内部的视角，对这一谜题做理论上的梳理，探讨“为什么部分民族国家或地区的人们要去选择或默认让本国或本地区陷于长期停滞或趋向衰败的制度”(张宇燕, 1993)。但是，从国家间关系的视角重新来提出并回答这个问题同样有趣：按照“经济理性”行事的先达国家，其主导下的国际规则和国际体系，为何会给处于潜在竞争对手位置的后进国家的赶超留下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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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尝试性的理论解释

　　我们尝试用契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对非中性国际制度下先达国与后进国的行为及后果进行解释。与企业、市场、政府等更加传统的分析对象相比，将国家间关系或国际规则作为契约经济学分析对象的研究相对较少，主要集中在运用博弈论方法分析国家间的军备竞赛与威慑(Schelling, 1980; Tullock, 1974)、国际制度的声誉作用(Alt, Calvert, Humes, 1988)等方面。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限制了契约经济学在国际关系领域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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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中国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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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结语

　　平心而论，现在谈中国的赶超为时过早。中国能否避开日欧之覆辙，尚在未知之列。在本文的第一部分，我们提及了GDP 上的超越，可能产生误导。需要澄清的是，赶超虽然与“一个国家缩小其与先进国家在生产率和收入差距的能力有关”(Fagerberg, Godinho, 2005)，但伴随这个过程的工业化(Alexander, 1962)，结构性变革(Gries and Jungblut 1997; Gacs 2003)，以及制度先进性的提升，可能更值得关注。一项研究分析了近60 年来世界各国宪法与美国等国宪法的相似度，发现越来越多的宪法不再以美国宪法为蓝本(Law, Versteeg, 2012)，这说明尽管美国器物上的领先仍未动摇，但制度上的优先性或已现颓势。如果几十年后，有研究证明世界各国起草或修订宪法是以中国宪法为蓝本，这一赶超的意义，恐怕比GDP 的赶超要更加重大。尽管如此，提前将中国快速发展至今的经验与局限加以理论的审查并非毫无意义。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其他新兴经济体来说，如何限制主导国的信息优势，发挥自身信息优势，寻找合适的风险显示器，避免陷入战略性误导，都是非中性制度环境下崛起所要处理的重要问题和亟待掌握的关键技术，而这需要我们从更多国际行为体、不同时期的经验分析中加以总结提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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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IPER（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室.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系列）讨论稿，2014年7月21日

　　[本文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www.iwep.org.cn）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