梯若尔与中国

　　梯若尔非常关心中国的经济学教育，他曾多次到中国来讲学。2002年12月，应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主任邹恒甫教授之邀，作为法国产业经济研究所和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双向交流的一个重要项目，梯若尔教授曾在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系统地讲授公司金融理论和国际金融理论。对于中国经济，梯若尔教授认为中国应提倡自由贸易。在2005年，他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对外竞争做的很好，但内部相互征税不是很好，应该提倡自由贸易。如果内部关税不能取消，商品不能自由流通，也会带来很大问题

　　梯若尔的理论对中国经济的启示

　　《经济参考报》日前采访的多位经济学界学者都提到了梯若尔的理论对中国经济的借鉴和启示作用。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C H F S）主任甘犁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说，让.梯若尔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产业组织理论和工业组织理论最顶级的学者。他主要的贡献在于处理政府和企业，尤其是大型垄断性企业之间的关系，简单地说，就是政府如何去规范市场。前段时间，国家发改委利用《反垄断法》对汽车门店经销商和部分药品企业进行了处罚。在现代企业里面，在80年代以前，政府在规范企业的行为时方式往往比较简单化，比如不允许垄断企业涨价，让?梯若尔的理论则为解决企业垄断提供了更广泛的解决之道和方法，包括用价格方式，而不是简单采取行政手段。不同企业有不同特点，对待他们应该采取不同的措施和办法，他的理论特别对80年代美国《反垄断法》的实施有很大作用。

　　另外，自从20世纪80年代从麻省理工学院回到法国后，他与已逝著名经济学家让?雅克?拉丰教授一起创办了法国产业经济研究所（ID E I），担任科研主任。正是在他们二位的努力下，把产业经济研究所从一家名不见经传的研究机构带到享誉全球。经济学长期以来由美国主导，他是一名法国人，在美国接受教育后重新回到法国，对研究多元化起到了重要作用。

　　让.梯若尔的研究对中国的国企改革有着重要的意义。当前，国内对规范垄断企业有着较高的要求，但是如何规范不同行业和领域，应该采取什么执行方式还缺乏研究。中国的学者对这些方面研究较少，比如该如何约束几大运营商，以及铁路、航空、都应该有细致的研究。

　　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教授邹薇说，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在2005年的时候曾经邀请梯若尔教授来中国讲学，当时中国的两大国有银行，即中国银行和农业银行已经准备股份化。彼时有些贷款很难催回，那些国有企业拒绝还贷，也不可能惩罚他们，声称这不是我的错，是政府的失误，政府要求我投资，结果失败了。

　　梯若尔教授认为，法国的情况与中国不一样，可能不适合中国，国有企业被迫投资于政府目的的项目，有时是好的，但大部分情况不好，不符合经济原理。想要杜绝这样的不良贷款不容易，因为这样会导致大量失业。

　　当国家逐渐发达的时候，会建立社会保障体系。解雇员工时，员工可以领取失业保险，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员工渡过失业期，给失业人员一段时间找到另一份工作。中国还没有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如果已经建立，改革就更容易进行。

　　而且改革适宜在经济高涨的时候进行，因为这个时候改革，工人失业后会比较容易找到工作，而在萧条时期改革很难开展。这是应该注意的一点，即改革在经济发展好的时候更容易进行。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认为，这次诺贝尔经济学奖之所以授予让?梯若尔，主要是表彰他对市场力量和规则的分析。他表示，十年前他的博弈论教科书曾风靡大陆，但这些年国人冷淡了这位博弈论学者。

　　张军说，法国人与中国人一样数学天赋比较好，在世界著名大学中教授博弈论和人数都差不多。但是，中国的经济学与法国的经济学相比，差距还是比较大。法国人非常喜欢他们自己的语言法语，喜欢用法国人的思维来思考，法国人对英美主导的经济学体系有种抵触，许多法国经济学家的研究与英美主流经济学还是有很大差别，他们不爱跟风，喜欢利用自己的语言写文章研究自己的经济。梯若尔与其他法国经济学家不一样，在法国属于少数派，他们在英美接受训练，用英文写作，法国产业经济研究所主要用英语授课。

　　张军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学家在纯粹的经济学理论上兴趣研究还比较薄弱，不像法国人那么大。梯若尔和拉丰站在国际经济学界的最前沿，进行纯理论研究。按理说，中国人应该在这方面有很好的天赋，但是因为我们处于现在这个阶段，大家对现实问题和政策问题的关注度更高，忽视了对纯理论的研究。这方面应该逐步加强。

　　《中华工商时报》日前刊登该报评论员万润龙的文章，作者认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群体的研究领域不管是宏观经济、中观经济还是微观经济，都有着共同点：研究的课题富有个性而又与社会经济密切相关，高屋建瓴却又与经济生活紧密相连，扣住时代的脉搏却又走在时代的前列。因此，他们的理论往往“放之四海而皆准”，对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经济状态，带有广泛的指导性。

　　如让.梯若尔，他的基本理论是：许多产业被少数大公司占据，甚至被单个公司垄断。在不加调控的情况下，这样的市场将产生不良的社会结果——物价会变得比基于成本设定的物价要高，生产力低下的企业能通过阻碍生产力高的新公司进入市场而生存下来。让?梯若尔的这一理论提醒制定政策的决策部门，应该科学处理并购和企业联合。他提出了一个设计这种政策的总体框架，提出了最佳的调控方式或竞争政策，可以谨慎地适应每一个产业的具体情况。这一理论同样适用于中国。如果采用让?梯若尔的理论，至少可以避免几个司局级干部可以推高全国的药价以及层出不穷的类似葛兰素史克行贿事件。

　　2005年，让.梯若尔曾回答过中国媒体提出的一个问题：“中国经济持续增长，股市却不涨，这是为啥？”让.梯若尔回答得十分简洁：1.中国的公司治理结构存在问题，还不是很完善，小股民担心投入公司的股票可能得不到回报；2.国有股存在缺陷，股东得不到红利；3.国有企业和银行关系密切，银行自身不是很强大，不是贷款给好的借款者，而是贷款给不良借款者。

　　中国的股市证实了让.梯若尔的判断。

　　对中国改革和反垄断的启示

　　在接受《经济导报》采访时，山东省社科院国际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顾春太表示，对于进入改革深水区的中国来说，梯若尔的理论指导意义更为明显。在梯若尔之前，政策制定者采取设定价格上限、禁止竞争者之间串通等规则监管垄断公司。梯若尔的理论认为，这些监管措施并不是最优的，有时弊大于利。最佳的监管或竞争政策应该审慎地适应各个行业特定的状况。在信息不对称的假设下，以刻画最优规制为目的，设计激励机制。毫无疑问，借助这些新的理念，政府可以更好地鼓励强大的公司变得更具创造力力，同时又防范它们伤害竞争和客户。

　　“传统的西方经济学提出政府制订政策，其他的全部交给市场，但梯若尔的理论却颠覆性地提出了不能完全强调市场的均衡作用。”顾春太说，梯若尔的新产业组织理论将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结合起来，提供了新的视角。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杜丽群则认为，未来经济学，将回归对制度的分析、对经济行为的分析，对行为心理的分析将是大趋势。梯若尔的理论对推进全球经济治理，推动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大有裨益。

　　在反垄断方面，杜丽群认为，“梯若尔教授的模型对于掠夺性定价、反垄断政策制定都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放松政府管制，优化制度供给，提高要素效率，激发市场活力。重新审视政府与市场的职能和边界，推进正面清单、负面清单，权力清单制度，这是梯若尔教授对中国改革最大的启示。杜丽群说，由垄断走向竞争已成为世界各地自然垄断产业市场化改革的主导趋势。而中国垄断可以分为三大类。一类是外资利用其强势地位垄断中国市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排挤竞争对手，谋取超额利润。目前，中国对进口高档车、电子消费品、软件系统等发起的反垄断调查就属于这一类。第二类是行政垄断价格等导致的国有企业垄断行为。比如：电信、石油石化、银行、铁路、电力、自来水共公品等行业企业的垄断行为。第三类是市场自然形成的垄断行为。主要是指行业中只有一家企业或少数几家能够有效率地进行生产，当技术在产量满足全部需求的范围内表现出规模经济时，这种情况就会出现。

　　梯若尔的理论主要针对的是第三种垄断。即他认为，竞争者合作定价有害市场，但是如果是共享专利的一群企业合作定价，则有利每一个人。而鼓励行业上下游企业合作虽然有利于创新，但是也会扭曲竞争。他提出，对于寡头垄断行业，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他在一系列文章和著作中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政府如果基于这个框架设计的政策，能更好地鼓励寡头垄断企业更具有生产性，同时防止他们损害竞争者和消费者。

　　“对于中国反垄断现状来说，应利用好梯若尔的理论和模型，借助这些新的理念，更好地鼓励强大的公司变得更具创造力，同时又防范它们伤害竞争和客户。”顾春太表示，梯若尔的理论审慎地适应各个行业特定的状况。在信息不对称的假设下，以刻画最优规制为目的，设计激励机制。对当前中国反垄断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