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的崛起需要软硬实力的配合。对内，硬实力用于“强筋壮骨”，为民众提供较好的物质生活、为丰富的精神生活提供物质基础；软实力用于凝聚民心、树立各个族群的文化信心、建立一个有序稳定的社会、为丰富的精神生活提供文化源泉与支撑。对外，硬实力用于抵御侵略、获取物质利益（古代是香料、丝绸、陶瓷、马匹，近代以来是资源、市场、殖民地）；软实力用于增加吸引力与认同度，形成文化领导力或曰文化霸权。

　　滥觞于1648年的民族国家体系经过长期的演化，二战后已经进入较为成熟、稳定的阶段，“国家以武力手段追求自身利益”受到了比较严格、系统的限制，高昂的成本也限制了国家采用这种手段。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第一次。对于一般的民族国家来说，只要不犯颠覆性的错误，以领土与主权为主要标志的国家安全已经有了基本的保证。国家发展主要取决于政府的能力与发展意愿、有效的政策配套、民众的受教育程度等。冷战后这种情形更为明显，对国家安全的威胁主要来自内部冲突，而国家间的竞争主要集中的经济领域，国家间的冲突主要体现在文化领域。发达经济体对外施加影响力的手段是：以经济实力为基础，借助一些国际机制，向外传播自己的价值观与文化，从而确定自己的领导地位。于是，展现为一幅这样的图景：大国追求普遍的领导地位，典型如美国，借助的是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主要国际机制；中等国家追求某些方面或者某个区域的领导地位，典型如德国、英国、法国等国家，借助欧盟与全球气候变化谈判框架等机制，追求在人权、对外援助、气候变化等领域的全球主导权，印度则借助南亚联盟等机制，追求与强化在南亚的领导地位，南非也尝试通过一些机制追求在沙哈拉以南地区的领导权；小国则追求某一具体议题的领导地位，典型如北欧国家在国际维和与调解发展中国家内部冲突问题上的全球性要角地位。这里，军事实力主要起辅助作用，经济实力与国际机制起放大器作用，有吸引力与辐射力、以价值观为主要内容的软实力是基础。

　　中国崛起需要体现在硬实力与软实力两方面，如果把“经济总量与国防开支达到世界第一”作为硬实力方面的主要衡量指标，以现在为基点，可以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实现。主要挑战在于软实力，即，形塑一整套价值观，对内具有凝聚力，对外具有吸引力与辐射力。这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或许需要两代人乃至更长时期。毕竟，罗马共和国与秦帝国都没有能够完成这个任务。但中国学者仍然有责任为此而尽力，哪怕是做些粗浅的铺垫工作。而借鉴中外历史依然是有效且必不可少的环节，汉代的中国与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或可充当这两方面的例证。　　

　　汉代案例

　　汉代与唐代是中国历史上两个辉煌的朝代，两个朝代各有千秋。从软实力构建的角度看，汉代更胜一筹。有文字记载的中华文明的起点应该是《易经》，以后逐渐演化为儒道释这个中华文明的主干。儒家的等级制、家国同构、仁义礼智信等处理的是人与人的关系，道家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辩证论析等处理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更好地体现了《易经》所蕴含的阴阳相生相灭、互相转化等辩证思维。佛教则是一种内省的世界观，处理人与内心的关系。大致上，这个主干的确立，不在秦代而在汉代。秦代的“破”（典型如焚书坑儒）客观上为汉代的“立”扫除了文化障碍。唐代在中华文化领域的主要成就不是诗词歌赋，而是道教的兴盛与道家思想的推广，以及科举制度的完善。印度佛教在唐代大致上完成了本土化，并且出现了玄奘创立的法相宗等典型的汉地佛教流派，而与汉族文化融合度最高的禅宗，也是在唐代由六祖惠能定型。可见，唐代对汉传佛教的贡献明显大于汉代，但汉代在确立中国文化主干上的作用大于唐代。

　　汉武帝通常被视作汉朝最杰出的皇帝。因此，这里以汉武帝时期为例，展示西汉时期的汉帝国为什么能崛起为与罗马、安息、贵霜并列的当时四大帝国，而且成为四大帝国中唯一赓续至今者。

　　汉武帝在位54年（公元前141年?—公元前87年）。在位时间长是许多君主成为“大帝”的一大因素，如秦始皇、康熙、乾隆、路易十四、维多利亚女王。但就汉武帝而言，晚年治国远为逊色，不顾国力下降而穷兵黩武是一大不足，还有一些昏聩之举，典型如“巫蛊之祸”。好在他知道纠错，首创“罪己诏”，重新推行休养生息之策，为西汉第二个兴盛期中宣中兴奠定基础。他登基时，经过两朝39年奉行黄老之学的文景之治，汉帝国的经济实力与人口数量大增，为汉武帝时期提升帝国的军事实力进行开疆拓土奠定了物质基础。

　　凭借文治武功多方面的成就，汉武帝开创了“汉武盛世”。武功方面主要有：东并朝鲜、南吞百越、西征大宛、北破匈奴，奠定汉族的基本范围。“文治”方面包括硬实力建设上的设立刺史制度、颁行推恩令、推行盐铁专营、将铸币权上收中央。

　　软实力提升上包括建立年号、颁布太初历、收藏图书、创立察举制等，但最重要的是抑黜百家、表彰六经、确立“三纲五常”、树立“春秋大一统”观。

　　抑黜百家。最流行的说法是“废黜百家”，其次是“罢黜百家”。前者有“彻底废除”之意，后者这方面的意味相对弱一些，且可以理解为“罢免其（主流思想之一的）地位”，因此被班固所采用。“废黜百家”最早的出处不可考。但更严密的说法应该是“抑黜百家”，董仲舒《对策》中的原话也是“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汉武帝的强势祖母窦太后一生信奉黄老之学，汉武帝是在她死后才落实“推明孔氏”之策，他本人也并不完全排斥道学，晚年更是沉迷其间。董仲舒并非这一政策的首倡者，他的主张被汉武帝接受，主要原因是，他的儒学已非先秦时期的“原味”儒学，而是糅合阴阳、道、法各家学说，能适应封建“大一统”政治需要的新儒学。

　　抑黜百家在行政上的主要表现有：宰相田蚡“把不治儒家五经的太常博士一律罢黜，排斥黄老刑名百家之言于官学之外” ，同年，武帝采纳丞相卫绾之议，罢黜“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的贤良。以此使得“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

　　突出儒家。“独尊儒术”的说法有两个问题：把儒家主张仅仅当作“术”来处理；展示的是历史过程，是一种近代才出现的说法 [1]，与实际情况也不符合。班固的 “推明孔氏、表章《六经》” 说法比较准确，[2]也是汉武帝时期的实际做法，即，通过大力推广孔子及其传人著作（如《论语》、《孟子》），以及据信经过孔子删定的《诗经》《尚书》《仪礼》《乐经》《周易》、《春秋》等《六经》，来突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