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孙占元，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山东 济南 250103 孙占元(1958- )，男，山东省文登市人，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副校长、教授，主要从事晚清史研究。

　　内容提要：近代以降，中华民族的复兴与认同经历了多种路向和选择。孙占元认为，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期间，中华民族为探索救亡图存之路进行了艰辛探索和不懈奋斗，变法图强、反帝爱国、振兴中华的疾呼，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的声浪，既延缓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程度，也推进了近代中国走向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李帆认为，辛亥革命前后，是中华民族认同的关键时期。“政治民族”认同与“文化民族”认同，是考量中华民族认同的重要基点。由此而言，辛亥革命前“中华民族”并未得到普遍认可；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建立，才使得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统一起来，中华民族认同终得实现。俞祖华认为，在近代中国，“民族精神”概念与民族复兴观念几乎是同步生成的。民族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深厚积淀，但其只有与时俱进、不断创新，通过摄取时代精神才能实现传统与现代、民族性与时代性的有机统一，进而汇聚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神动力。

　　关 键 词：中华民族复兴;中华民族认同;甲午战争;辛亥革命;民族精神

　　标题注释：2014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研究》(14AZS013)。

　　日本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给近代中国带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中华民族为探索救亡图存之路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和不懈的奋斗。有感于甲午战败的危局，康有为发出“外患乃以兴邦”的呼声，维新派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把维新变法与救亡图存有机结合起来；孙中山率先打出“振兴中华”的旗号，发动革命运动，倡导三民主义，致力于革命救国以谋求民族的复兴；义和团运动提出“扶清灭洋”口号，抵抗八国联军的侵略，为延缓中国被列强瓜分发挥了积极作用。在甲午战后的十余年间，这三支爱国救亡力量或先后、或交织地活跃于19-20世纪之交的中国政治舞台，在近代中国民族复兴的历程中发挥了各自的作用，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外患乃以兴邦”：维新变法与救亡图存

　　“中国维新之萌蘖，自中日战争生。”[1](P42)“变法之说，发端于甲午，实行于戊戌。”[2]时人的评价，充分说明了维新运动之兴起与甲午战争的关系。

　　甲午战前的许多仁人志士已意识到中华民族所面临的危机，积极寻求救国的方略。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魏源提出仿造外国新式船炮和“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开近代中国海防思潮之先河。19世纪六七十年代，冯桂芬提出“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3](卷下，《制洋器议》)的“自强”之道；薛福成等提出“中国多出一分之货则外洋少获一分之利，而吾民得一分之利，夺外利以润吾民，无逾此者矣”[4](P543)的“求富”主张；洋务派先后创办了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尤其是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引发的关于海防问题的大讨论，其中心内容是如何防日，即“揣度日本情势未能一日忘我，不能不豫为之备，于是有海防之议”[5](P337)。洋务派以变局观分析了中国所面临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未有之强敌，认为唯有整顿海防、变法用人，方有所期。1879年日本用武力吞并琉球事件和1884年爆发的中法马尾海战后，清政府定下了“以精练海军为第一要务”及“拟请先从北洋开办精练水师一支”的调子。1888年5月，北洋海军正式成军。洋务派以“求强”“求富”相标榜，但甲午战败和北洋海军的全军覆灭，表明只注重器物层面变革的洋务运动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落后状况。于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着力从制度层面寻求复兴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