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利芬

　　1913年1月4日，阿尔弗雷德·冯·施利芬伯爵在柏林家中去世。此时离大战爆发还有14个月。79岁的老元帅并未像他的伟大前任毛奇伯爵一样，在垂暮之年思考“高于世间理性的上帝的和平”，他睁开高度近视的眼睛，留下一句简短的遗言：“务必加强右翼！”

　　清瘦、忧郁、沉默寡言，从未作为统帅指挥过一场真正的会战，施利芬的形象和我们印象里的“军国主义者”大相径庭。他不喜欢荣誉或勋章，对同时代德国军人欣赏的哲学和音乐也不感兴趣，唯一的爱好是工作本身。担任德军总参谋长的15年里，施利芬常常整夜待在班德勒大街的办公室，研究机关枪和汽车这样的新发明对大兵团包围战的影响。他的勤奋、离群索居和数学家般的严谨思维，后来都成为与那份著名计划有关的传奇的一部分。

　　当施利芬在1891年成为德国陆军的掌舵人时，两线战争的阴影已经笼罩在这个中欧强国头上：由于柏林不再重视与俄国的友谊，圣彼得堡正在和巴黎亲密接触。这样一来，一旦法国为收复阿尔萨斯-洛林而对德开战，绰号“蒸汽压路机”的俄国陆军将从东方威胁东普鲁士，从而使德国陷入战略包围。伟大的毛奇在1870年代曾经制订过一个应急方案，在开战之初集中兵力削平东线的波兰突出部，迫使俄国终止进攻，随后回师西线，依托边界要塞群向法国发动反击。但毛奇计划的成功取决于军事策略和外交谈判的结合，如果俄国在遭到第一波打击后拒绝媾和，或者法国以全民皆兵的游击战牵制德军的攻势，德国就有陷入消耗战的危险。这是不“科学”、也不彻底的。

　　作为一代名将汉尼拔的崇拜者，施利芬向往的是以公元前216年的坎尼会战为代表的战争模式—集中兵力、侧翼包围、一举歼敌、快速制胜。这种模式排斥具有不确定性的政治和外交因素，把赌注完全下在军事决战上。领土纵深宽广、交通设施不良的东线显然不是此种决战的首选，实际上，先天不利条件给臃肿的俄国陆军造成的影响还要大过德国。倒是动员速度迅捷、只须对德国一国作战的法国更有可能威胁到德国西部的工业区，加上德国本身的铁路网适于在短期内把部队集中到西部和南部边境，西线也就取代了毛奇计划中的东线，成为第一制胜方向。

　　从1892年开始，施利芬花费了整整13年来完善他的“先西后东”决战方案，夙兴夜寐、靡有朝矣。由于法国在新边界附近修筑了大量防御工事，德国的进军显然不能以此为正面；在凡尔登以北、比利时边境南方有一个可选的突破区，但宽度不足，无法通过大批军队。在1897年，施利芬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最终方案—置比利时中立于不顾，将西线5个集团军中的4个配置在德国与比利时-卢森堡的边境线上。战争爆发后，配置在梅斯以南至瑞士边界的1个集团军(左翼)作为“铁砧”，以防御姿态阻滞法军的推进；同时由右翼4个集团军构成的“铁锤”突然穿越比利时和卢森堡，进入防御空虚的法国北部，沿海岸线向南做大范围迂回，把法军主力向东压缩到瑞士边界附近，予以彻底歼灭。从地图上看，经比利时向法国北方迂回的右翼恰如一扇巨大的门板，从构想到规模都极具震撼力。施利芬计划将西线兵力的7/8配置在右翼，以确保“门板”的拍击足够有力。而西线所用的兵力又占开战之际德国陆军总兵力的7/8，只留1/8力量在东线牵制俄军。按照施利芬的估计，若西线的“巨型坎尼”进行顺利，德国可望在4-6周内击败法国，随后再以铁路将大军调动到东线，对俄国施以痛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