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常桐善，教育学博士，加州大学校长办公室院校研究与规划处主任。美国 奥克兰 95607；兼任同济大学爱思唯尔讲席教授，从事院校研究。上海 200092

　　内容提要：院校研究机构是大学管理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职能是为大学决策提供实证性研究依据。有效的院校研究机构和个人必须拥有技术与分析、院校事务、院校背景以及院校价值观等方面的组织智能。文章利用院校研究组织智能开发调查问卷，对中国院校研究组织智能进行调查研究。结果显示，中国院校研究人员的组织智能还很欠缺，尤其是在技术与分析方面的智能非常薄弱。研究建议，中国大学通过改革高等教育专业课程、提供更多的院校研究技能培训、明确院校研究专业化和职业化发展路径、构建院校研究协同体来提升院校研究人员的组织智能，进而改进院校研究绩效，提高院校研究决策服务质量。

　　关 键 词：院校研究 组织智能 院校研究技能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381(2017)02—0017—09

　　院校研究自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兴起至今，已有60多年的历史。半个多世纪以来，随着美国高等教育的重大变化，如20世纪70年代中期完成的高等教育“大众化”、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评估运动等，院校研究也经过了成长、专业化和实践功能的拓展过程。正如彼得森(Marvin Peterson)所总结的[1]，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期是美国院校研究的成长与形成时期，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是院校研究向专业化过渡的时期，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院校研究的范围已延伸到学习成果评估活动中。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院校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尤其是随着研究技术和数据处理工具的革新和应用，院校研究的专业化程度有了前所未有的提升，研究成果也为大学决策提供了更加有效的实证性依据。毫无疑问，美国院校研究为美国大学的决策程序从传统的经验型模式向“循证”决策模式过渡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当然也从评估的角度为美国高等教育质量提供了保障。

　　在美国院校研究的影响之下，世界各国纷纷成立相应机构。欧洲于1979年成立了类似于美国院校研究学会的欧洲高等教育研究、政策和实践协会；澳大利亚于1988年成立澳大利亚院校研究学会；加拿大于1994年正式成立加拿大院校研究与规划学会。中国学者对国外院校研究的关注起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根据程星和周川的研究[2]，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有了零星的院校研究介绍；90年代末期，开始大量翻译美国院校研究资料；21世纪初，开始系统研究院校研究理论，并开始院校研究的实践工作。华中科技大学于2000年3月成立了院校发展研究中心，这是中国成立的首家院校研究机构，标志着中国院校研究的正式开展；7年后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院校研究分会成立，标志着院校研究在中国正式得到高等教育领域和行政主管部门的认可。最近几年部分省市也陆续成立了省级院校研究学会，大力推动院校研究的发展。这些举措进一步说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对院校研究的需求以及高校和行政部门对院校研究的重视。另外，也可以肯定地说，许多学者通过“专题研究”“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相结合”“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等研究形式[3]，在这一领域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中国制定高等教育战略性发展规划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和实践经验。但与美国院校研究相比，中国高校还没有形成浓厚的院校研究氛围，如大学的职能部门对院校研究的需求和支持程度不够，社会公众对院校研究的认知程度还很低等[4]；在描述大学情况、提供决策支持、对外展示大学发展情况、通过研究提供大学决策证据以及院校智能体系管理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还很弱，特别是在增强大学透明度、构建和管理大学信息系统方面尤其需要改进[5]。中国院校研究在这些方面存在的问题除了与大学决策模式的大环境有关外，是否与院校研究人员在院校研究方面缺少相应的知识和技能有关，也是值得大家思考和探讨的问题。但无论是何种原因，我们都有理由相信，中国政府在大力推动高校“双一流”建设中必须加强院校研究建设，这是高校通向科学化发展道路不可缺少的一项工作；而院校研究知识和能力是提升院校研究绩效的基石，是院校研究职业的基本功。有鉴于此，我们有必要对院校研究人员的专业能力进行研究和探索，并以实证性研究结果为依据提出有针对性的改进建议。

　　一、理论基础

　　由于院校研究兴起于美国，所以院校研究理论基本上是建立在美国的研究和实践经验之上。从院校研究的界定来说，各国的院校研究学会的界定基本上沿用了美国院校研究学会的界定，即院校研究为大学领导和决策者提供战略规划、专业设置、财务管理等所有大学职责范围内的实证性研究依据和科学决策支持；同时也利用收集到的数据完成政府部门的统计报表，并构建与“同伴”大学相互比较的“标杆”指标体系①。当然，为了适应各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现状、决策模式、决策聚焦点、人事结构、数据资源等特征，这个概念界定在各国大学可能略有不同，但数据分析是所有院校研究的核心工作。就院校研究的功能而言，沃克维(J.Fredericks Volkwein)和塞尔邦(Andrea M.Serban)的研究发现不仅适应于美国院校研究，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世界各国大学院校研究的功能[6-7]。他们将院校研究功能归纳为：利用数据向学校和社会展示大学现状；为大学提供有效的决策依据和备选方案；向社会呈现大学办学的成功案例；为学校提供办学绩效证据和具有借鉴性的建议；知识库管理，即数据系统建设、信息产出、知识创造和应用。这些功能虽然是他们在大约20年前的研究成果，但根据作者在美国院校研究领域近十多年的工作经验，美国目前院校研究的功能实际上仍然可以从这5个方面予以阐述。从院校研究的功能出发，我们不难看到院校研究的工作与大学其他行政管理部门(如人事、学生、教务、财务等)的工作相比，是一项技术性和政策性都很强的工作。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技术，院校研究人员是无法完成数据分析和信息管理工作的；如果没有大学背景方面的知识，院校研究人员是无法展示大学的成功案例的；如果没有大学政策及其实施方面的知识和经验，院校研究人员是无法为决策提出可行性实践建议的。

　　但如何能够在提高院校研究人员技术技能的同时，也能增长他们在政策研究、分析和咨询等方面的知识和经验是院校研究组织所遇到的挑战之一。事实上，相关研究从美国院校研究学会成立后不久就已经开始。芬彻(Cameron Fincher)于1978年就指出：“院校研究是组织智能的一种形式。”[8]他同时强调，哈罗德(Wilenskey H.Harold)的组织智能理论对院校研究有重要借鉴意义。但非常遗憾的是，在之后的20多年里，组织智能理论虽然在其他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和拓展，但在院校研究组织的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进一步的研究与应用。直到1999年，特伦兹尼(Patrick T.Terenzini)才在哈罗德的组织智能理论和芬彻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院校研究的三元组织智能理论[9]。特伦兹尼认为，院校研究组织智能包含院校数据的收集和分析，以及由数据到信息的转化，再到对信息的诠释和结果的利用。这个解释实际上是对更加广泛的“组织智能”界定在院校研究领域的具体阐述。

　　特伦兹尼的院校研究三元智能理论具体包括分析与技术智能、院校事务智能和院校背景智能。分析与技术智能主要包括数据统计和分析能力及相关的计算机知识和技能，具体包括；统计学生、教师人数，计算经费开支；熟知院校研究的设计方法、抽样方法、统计学方法、测量方法以及定性研究方法；具备图书查询技能、问题综述能力、口头和书面交流能力等；熟悉大学的基本组织和行政结构；具有数据库管理的能力，能熟练使用统计学软件、图表设计软件等。院校事务智能是指掌握与院校事务相关知识的程度以及解决相关问题的能力，例如入学目标、教师工作量、资源分配、校园规划、管理和维修、收费标准、工资福利政策、公平问题、专业和大学层面的规划、专业评估、预算方案、管理人员遇到的问题等。院校背景智能是指掌握与高等教育以及本校发展背景相关的知识及解决相关问题的能力，例如高等教育体系，地方、州、国家以及国际环境，大学的校园文化，大学的历史演变和理念，教师和组织文化，传统习俗，大学的运行机制，学生、教师、管理人员、董事会成员以及学生家长等的多元化理念等。毫无疑问，如果院校研究人员能够掌握上面阐述的三元智能理论所要求的知识和技能，他们一定能够很好地履行沃克维和塞尔邦所阐述的院校研究职责，也一定能很好地为大学决策服务。当然，不同的研究人员对这些知识和技能的掌握程度不一定完全相同。例如，管理数据系统建设的研究人员需要有很高的技术技能，而从事数据分析的研究人员需要更强的分析技能和院校事务方面的知识。不同时期，院校研究对研究人员的三元组织智能的要求也会有差别。数据系统建设时期对研究人员分析与技术和院校事务智能的要求较高，而数据系统建成之后，当工作重点转向数据分析和决策支持上时，院校研究人员的院校背景智能就显得更加重要。需要强调的是，为了有效地完成院校研究工作，具有不同智能的工作人员必须紧密配合、互相支持、取长补短。另外，由于受院校研究部门工作人员人数的限制，最理想的状态是院校研究部门雇用的人员能不同程度地具备这3个方面的智能。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目的与问题

　　依据特伦兹尼的院校研究组织智能理论开发调查问卷，对中国院校研究人员的组织智能进行调查研究，旨在为中国大学和相关部门加强院校研究建设，特别是为加强院校研究的专业化和职业化建设提供实证性研究依据。研究主要聚焦于两个问题：一是中国院校研究的组织智能程度如何；二是在高教所/教育学院和行政部门从事院校研究的人员的院校研究组织智能是否存在差异。

　　(二)调查问卷和数据收集过程

　　此项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问卷设计的依据是第二部分阐述的院校研究组织智能理论。问卷预设3个部分：技术与分析、院校事务和院校背景。每个部分由预设的10个问题组成(见表1)，共计30个问题。问题的回答采用李克特方式，即每一个问题有五项答案供被试选择，分别是“绝对不同意”、“略不同意”、“同意”、“高度同意”和“完全同意”。除这30个与组织智能相关的问题外，问卷还包括8个收集被试所在大学以及被试个人相关信息的问题，例如，被调查对象所在大学的类型，在校学生数，被调查对象所在部门的建制类别及被调查对象的职务、职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