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任海涛，1981年生，男，河北廊坊人，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法学、法治教育，上海 200241；闻志强，1989年生，男，河南信阳人，华东政法大学研究生教育院刑法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日本一桥大学访问学者，上海 200042

　　内容提要：日本曾经历了校园欺凌的高发时期，政府为了有效防治校园欺凌采取了诸多有效措施，其中核心的内容是形成了以《校园欺凌防止对策推进法》为核心的校园欺凌防治体系。我国在未来相关立法和政策制定中可以从加强校园欺凌的数据统计工作、建立特别刑法与司法体系、构建综合性专门立法体系、细化“反校园欺凌法”具体内容等四个方面予以借鉴。这些工作对于有效应对校园欺凌具有重要意义。

　　关 键 词：中小学 校园欺凌 校园暴力 日本

　　标题注释：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的立法体制研究”(15JZD006)；“上海市教育法学人才培养计划项目”(2016JYFXR013)；华东政法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培育项目(2015-1-008)；华东政法大学“未来法学家·学术之星”研究生学术项目；上海市085工程“华东政法大学博士生海外调研计划”项目。

　　近年来，我国中小学校园欺凌(又称为“校园霸凌”或者“校园暴力”)事件频发，引起了政府和社会的广泛关注。2016年3月，“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刘晓翠提出制定“反校园暴力法”的立法议案。[1]时任教育部长袁贵仁在记者招待会上强调，教育部门和公安部门应当高度重视和防治校园欺凌事件的发生。[2]同年4月，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向各地印发了《关于开展校园欺凌专项治理的通知》，要求“各地各中小学校针对校园欺凌进行专项治理”。此次专项治理覆盖全国中小学校，规模前所未有。

　　日本也曾经历过校园欺凌频发的时期，政府在治理过程中形成了一整套治理校园欺凌的措施和制度。但是，对于日本治理校园欺凌的最基本的法律《校园欺凌防止对策推进法》(2013年制定，2014年、2015年两次修改)，我国许多研究成果对该法的介绍仅是一笔带过[3-4]。即使是比较全面介绍该法的成果，也停留在简单的介绍和评价层次[5]，并没有提出将日本成熟经验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建议。本文将在研究日本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我国治理校园欺凌问题的立法和对策建议。

　　一、加强数据统计工作，为反欺凌治理提供坚实基础

　　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日本的校园欺凌事件层出不穷，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日本政府积极应对，做了大量数据统计工作。日本政府和文部科学省(相当于我国教育部)非常关注和重视校园欺凌问题的严重性和普遍性，其中第一项工作就是强化一线数据搜集、统计和调查工作，力求全面、深入地了解校园欺凌实际情况，及时掌握事态变化，从而为制定更符合实际、更具有针对性的应对、处置举措奠定基础。[6]

　　从1985年开始，日本政府每年都会发布上一年度关于校园欺凌主题的官方统计调查分析报告。这一调查统计报告的数据具有权威性、全面性、细致性、连续性等特点。由于该数据是根据地方各级教育委员会等地方公共团体、学校等自行统计、上报而整理、归类得到的，为了防止一些地方公共团体和学校上报虚假数据，文部科学省还会自行单独进行相应的问卷调查，进行实地情况评估和验证，同时对数据造假、隐匿不报等情形进行相应的行政追责。

　　此外，日本的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借由市民、记者的独立调查以及学者或地方公共团体等第三方调查等形式得到了较大程度的保证，从而使得上述数据的采集受到一定程度上的外部监督和制约，进而较大程度地保证其真实性和客观性。实际上，从近年来连续发布的校园欺凌统计调查报告所显示的数据变化趋势来看，日本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的数据搜集统计工作可信度是比较高的，因而也成为很多学术研究和独立的第三方比较认可的数据样本。

　　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和文部科学省等还专门针对诸如校园欺凌中个别突出问题和重点课题进行数据搜集统计，如针对暴力欺凌行为、停止参加课堂、不上学、高中阶段中途退学、自杀、教育商谈等主题进行调查①。无论是针对校园欺凌的集中调查报告还是个别特殊问题的单独报告，在各个大学和地方公共团体的图书馆、公民馆以及相关学校、教育机构的官方网站等都可以方便地被查阅和使用。日本政府和文部科学省也吸纳了一些教育学者、新闻媒体和社会公众的有益建议，根据社会形势发展变化和法律法规的规定，逐渐改进完善数据的搜集、统计、调查(范围、内容、方法)等工作。所有这些工作的有序开展，为全面掌握校园欺凌发展态势进而开展有效应对和积极预防的工作提供了基础和前提。

　　日本数据统计工作成功之处在于：第一，由中央政府和最高教育行政部门推进，保证数据权威性；第二，财政预算单列开支，保证经费充足性；第三，对于地方上报数据进行抽查，严惩虚报、瞒报行为；第四，对地方机构和学校上报数据进行全社会监督；第五，连续30多年坚持统计，保证数据的连续性、全面性；第六，对突出问题进行专项调查；第七，数据向全社会公开；第八，根据各方建议，不断完善工作方式。以上八点，保证了日本此项统计工作为其有效治理校园欺凌提供了可靠资料和坚实基础。

　　由此可见，如果要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校园欺凌防治体系，加强校园欺凌数据统计工作是必要的第一步。我国应当重视校园欺凌数据调查、搜集、统计工作，以便及时、准确掌握校园欺凌的规模、现况和发展态势，从而采取更有针对性的防治对策来治理校园欺凌。我们认为应当由国家教育主管部门设立专门机构负责相关数据的调查、搜集、统计工作，并制定相关工作章程和基本规则，建立健全校园欺凌数据从调查搜集到最终整理发布的一整套机制，并将相关数据公开发布和置于国家、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图书馆、学校等各级各地相关机构，免费供公众、媒体、学者等查询、研究和使用。同时，根据各界反馈的意见和建议，逐渐改进、完善相关工作方法，从而使得数据搜集、整理发布更具可靠性和权威性。这项工作，是有效防治校园欺凌的最基础性工作。

　　二、建立特别刑事法与司法体系，为欺凌治理提供有效威慑

　　日本在应对校园欺凌方面从民事侵权赔偿和完善行政法制方面进行了很多努力，但是仅有这些还不够，日本在刑事法领域的一些做法和理念也为应对和防治校园欺凌提供了支持。

　　日本刑事立法中，对于行为性质的评价采用的是定性规定。例如盗窃，日本的定性立法模式意味着盗窃一元钱和盗窃一万元在法律性质的评价上是一致的，即都是盗窃行为，都属于违法犯罪行为，只是是否要对盗窃一元钱的行为进行刑事追责则根据具体案件的惩罚必要性和行为主体的特殊性(如未成年人等因素)进行司法分流处理。这样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优点在于可以使行为人(即使是未成年人)认识到自己行为的违法性质，起到法律的威慑作用。而我国的“立法定性又定量”的立法模式在四要件犯罪论体系的基础上，使得司法机关对于盗窃一元钱的行为，仅仅根据犯罪数额没有达到追诉标准直接得出不构成犯罪甚至不违法的结论，最终使得对行为的评价停留在道德层面，根本无法对行为人提供有效的行为指引和足够有力的法律威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