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甲午战败后，以严复和梁启超为首的知识分子对学校公民课程的诞生进行了舆论层面的开拓和思想文化层面的启蒙。严复通过翻译国外政治哲学和社会学名著宣扬社会进化论和群学思想，梁启超则在政论文章中建构了国家主义与国民的概念。严复与梁启超宣扬国民教育的手段和侧重点虽有不同，但他们的公民教育思想都可归为“相对的国家主义”，自由主义则是其共同的思想内核。

　　关 键 词：严复 梁启超 公民教育思想 国家公民教育 社会公民教育

　　作者简介：陈华，女，教育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研究人员，讲师，研究兴趣：教育社会学，课程与教学论，江苏　南京　210097

　　甲午战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推进政治制度与思想行为现代化的必要性突显出来。清末民初时期，在引介西方政教观念并阐发公民教育思想方面做出最大贡献的，是译书的严复和写文章的梁启超。他们都提倡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治国建邦的西学，推进中国的变法改制，引进作为“西体”的根本政教法度，并因而鼓动相应的国民教育作为达到这一目标的主要途径之一。作为中国公民教育思想最初的启蒙人物，严复与梁启超宣扬国民教育的手段和侧重点虽有不同，但他们二人的公民教育思想实则具有相同的主旨和核心，并为我国公民教育的发展奠定了根基。

　　一、严复的公民教育译述

　　严复年少时就读于中国第一所海军学校福建船政学堂。1877年，23岁的严复作为优秀毕业生选派留英深造，就读于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毕业回国后，严复担任了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在他主持北洋水师学堂近15年后，甲午战争爆发。持续了7个月的战争竟以北洋水师的全军覆灭而收场。甲午一役激发起严复内心的使命感以及从留学时就开始的中西对比的思考。他发现，中国的根本问题不在器物的装备，而在使用器物的人以及与人密切相关的制度。凭借自己的英文和理科功底，严复选择的救国方案是译书，专门翻译那些中国社会最需要的书，也就是蕴含西方社会之所以富强的基本原理的书。

　　在马关条约签订前两个月，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发表了他的处女作《论世变之亟》，同一年里又发表了《原强》、《辟韩》和《救亡决论》。这四篇醒世长文构成了严复政治见解的纲领，也是他日后翻译西书的择书标准。《论世变之亟》一文表露了严复对中国处境的焦虑，也直接道出了他所认为的中西之别的主要表现在于政治文化上的差异：“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1]《原强》继续指出正是制度上的差异造成国家的强盛或衰弱，西方国家是“自由为体，民主为用”，严复由此提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教育主张；[2]《辟韩》和《救亡决论》则分别集中反对封建专制的政治制度和八股取士的教育制度，其中《辟韩》指出封建君主的愚民政策是造成国家贫弱局面的原因，提出富强之道在于“与民共治”；[3]《救亡决论》则提出“华风之弊，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主张废除“八股”，学习“西学格致”，将读书人追逐名利的心变成公心。[4]

　　从这四篇文章可以发现严复的学术思路，科学、政治和教育是他关注的三个焦点。换个角度说，对于教育，严复最看重的是两个领域：一个是重视实证的科学教育，另一个是尊私而合群的政治教育。科学教育让人求实，政治教育让人合群。这两个领域表面上分别对应于当时学人对西学的划分：“西艺”与“西政”。但从三年后严复在北京通艺学堂做的《西学门径功用》演讲中他对现代知识体系的认识可以发现，严复所真正看重的只有政治(群学)教育。在演讲中，严复说，“学问之事，其用皆二：一、专门之用；一、公家之用。”也就是说，每一门学科，除了具有个别的“专门之用”而外，还具有共同的“公家之用”。所谓“公家之用”，就是通过各门学科的学习，达到“炼心制事”的目的。[5]在严复勾勒的知识体系中，初级的是名学(逻辑学)和数学，中级的是物理学和化学，高级的是天学、地学、动植之学、其他专门学科(如农学、兵学、医药等)、人学(包括生理之学和心理之学)和群学(包括政治、刑名、理财、史学)，其中群学居于整个知识体系的最高位置，严复谓之“学而至此，殆庶几矣”。[6]

　　这就是严复为教育设计的现代课程框架结构。如果将时间和目标要素引入这个框架，严复设想的教育救国方案则大致分两步走：第一，充分发挥个体的能力；第二，将个体的能力导向为群体服务。

　　在这样的课程框架结构和课程目标下，严复精选了八本西方政治哲学和社会学作品作为核心课程。“严译八大名著”包括英国博物学家赫胥黎(Huxley，T.)的《天演论》，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Smith，A.)的《原富》，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Spencer，H.)的《群学肄言》，英国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约翰·穆勒(Mill，J.)的《群已权界论》与《名学》，英国法学家甄克斯(Jenks，E.)的《社会通诠》，法国启蒙思想家和法学家孟德斯鸠(Montesquieu)的《法意》和英国逻辑学家耶芳斯(Jevons)的《名学浅说》等。除了介绍逻辑学的《名学》和《名学浅说》是讲思想方法之外，其余六本书可以整体地看做是一个对国人的政治教育课程系列。

　　《天演论》是严复的第一部译著，也是引起社会震撼最大的一部，是严复根据赫胥黎在牛津大学的演讲集《进化论与伦理学》译述的。严复在英国留学时达尔文主义正是兴盛，被认为是那个时代的公理。赫胥黎的书介绍了生物学意义上的达尔文主义，严复却在译文中将其引申至他真正崇拜的对象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斯宾塞把达尔文在生物学中的物种起源和进化理论模式化地移用于人类社会，把人类社会描述成一个种族竞争的社会。严复无暇翻译斯宾塞的巨著，便曲译赫胥黎的演讲。他改变原书的章节，撰写了占全书三分之一篇幅的按语，所要追究的不是生物的进化，而是在天推动的进化下，谁才是进化的最终胜利者？“弱肉强食”、“物竞天择”、“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这些戳到时人痛处的词语一经公布马上得认同，激起人们变革的愿望。实际上同样重要的是，人们也同时接受了这些道理的前提，那就是“种族”。达尔文和斯宾塞所讲的生存竞争既是某一种族内部的竞争，更主要是若干种族之间的竞争。所以，社会达尔文主义暗藏的一个重要教育思想就是“群”，要合群，凝聚起来形成一个群体远比一个个体更容易在竞争中生存下来，而一盘散沙的族群必定被他族消灭。

　　但合群就是要抹杀个体吗？不。似乎是为了纠正《天演论》中过于猛烈的种族观、群体观，严复通过《原富》，从另一个角度向世人解释了一个道理，即国家的富裕是由个人为着私利的劳作而带动起来的，国富不是从民众手里夺取财富，而是尊重人类“私”的天性，解放个人的能力和活力，使其为自己、顺道为国家创造财富。《群学肄言》也同样是从个人的角度，提出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那么个体和群体到底是怎样的关系？严复找到穆勒的《论自由》来解释，并特意将“自由”译为“群己权界”，强调“自由”并非庄子式的“逍遥”，而是私权力与公权力的界定，是制定规则。中国向来不重规则而重宗法，严复通过《社会通诠》中将人类社会划分为图腾社会、宗法社会、军国社会(亦称国家社会)三种主要形式来表明一种进化的立场，盼望中国社会从几千年来的宗法社会进入现代的军国社会(国家社会)。最后，通过《法意》一书将规则的制定上升到制度的选择，严复向国人展示了一种不同于君主专制的政体，即民主制度，而民主制度简单来说，就是给老百姓一个自由平等的环境，让每个人都能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和才能。

　　作为“言西学之第一人”，严复通过社会进化论论证了变法是富强之道，为各路改革派提供了一个有力的理论基础，使每一个关心国家命运的人有了团结起来的理由。严复的书影响了多少人是无法统计的。与那些主张政治、社会和经济的改革的人不同，严复之所以更被认为是一位教育思想家，是因为他认准了转变中国人的世界观和重建中国人的思想意识是最优先的改革。考虑到他对个人与群体、社会与政治观念的开拓性的启蒙作为，严复称得上是中国第一位公民教育思想家。

　　二、梁启超对国族的建构

　　梁启超从严复那儿学到了社会达尔文主义，而且实际上成为这个理论的更嚣张的鼓吹者和忠实的实践者。严复对于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现代思想有足够的敏感，他也通过译书创造了很多有力量的词语，比如优胜劣汰、种族、合群、群己权界。而梁启超擅长的是写文章，这是一种更迅猛的言说形式，他借评论时事以普及启蒙思想，并在这个过程中创造自己的词语。梁启超对严复的“群”思想的推进就在于，他敢于为这个群命名，敢于为这个群体里的个体命名，最终以此命名权而扮演了在近代中国政教舞台上更显眼的角色。

　　甲午战败使得中国人心目中传统的“天下主义”世界地理观崩塌，显示出威慑力量的是现代国际关系中的民族主义国家。中国人向来“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没有为一国国民之资格”的状况使梁启超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无国”感，[7]也由此开启了他的“国族建设工程”。

　　要从帝国转变为民族国家，梁启超认为涉及两个层次的改变，一是社会政治的改变，二是人格的改变。就社会政治层次而言，必须建立民主制度使社会的每个成员享受参与公共生活的机会，同时也要承担义务。如果每个人能将自己的精力贡献出来投入社会，则国家的力量便因此而增强；就人格的层次而言，必须向人民心灵灌输公共精神和公共义务的思想、人权和自由的观念以及自尊和互助的思想，这样他们才能成为社会的建设性的成员，才能积极参与民主政治；同时也必须提倡勇敢冒险和雄威刚健的精神，使人民摆脱传统的消极、恬静，以便引导他们去获得为今日斗争世界所必须的活力。[8]这两方面的改变分别对应于梁启超提倡的“国家主义”和“国民”两个概念。

　　近代中国人首先是在“民族”意象的基础之上形成“国家”的观念。梁启超在与革命派论战时首次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此后，“民族主义”盛行，无论立宪派还是革命派的报刊，都大量介绍和宣传民族主义思想。在向来只有臣民和草民的中国，本没有分化出清晰的民族和国家的边界。当不得不与外族划清界限时，中国发现了世界，中央帝国的神话破灭，代之以民族国家的建立。民族国家被认为是“现代性意识形态所动用的最强大、最持久的话语符号之一”。[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