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吴景松(1976-)，男，安徽宿松人，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教育政策、学校管理、区域教育等研究。

　　摘  要：普通高中特色发展的校内支持系统与外在环境都受制于制度的约束。正是由于既有的行政性控权组织体系，普通高中在向多样化与个性化转型的特色办学过程中，必然遭遇升学率、人才选拔、办学方式等方面的挑战，并需破解由此形成的“空洞的”办学理念、缺乏支持的改革和教育体系结构不衔接所带来的一系列困境。普通高中走特色发展之路，必须确立多样化与均衡兼重的制度设计思路，通过学校课程建设、特色评估、提升基础能力等措施，形成特色发展所需要的、校内外协调一致的区域性制度系统。

　　关键词：普通高中 特色发展 制度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1年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区域教育公共服务机制创新的实证研究》(课题编号：FHB1100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普通高中特色发展是教育多样化与个性化发展的制度性结果，是协调普通高中办学体制、培养模式涉及的各种内部与外部关系的规范、规则和价值观念的一种外在形态。这种外在形态的本质是保障学生个体基于身心发展差异而在教育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各种选择权，诸如受教育者选择学校、选择课程、选择教师、选择学习时间等的权利。因此，推进普通高中特色发展，仅学校内部的组织治理变革远远不够，还需要地方政府予以相应的制度支持。

　　一、普通高中特色发展的制度依赖

　　普通高中特色发展制度与其他制度一样，具有制度的惯性和依赖性，即普通高中教育制度从属于“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基础教育管理格局，无论是政府依据经济需求和社会公众意愿从外部促使普通高中朝一定方向发展而制定的制度，还是学校在国家政策框架下依据本校具体情况而实施的内部管理制度，都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普通高中既有的制度，并沿着这一制度的惯性继续前行。显然，这种制度的惯性对于时下普通高中特色发展同样形成了制度惯性，强化了普通高中特色制度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格局。

　　(一)升学导向的主旋律

　　自1978年《关于办好一批重点中小学试行方案》提出“重点高中”，至1994年《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中使用“示范(性)高中”，期间都是在贯彻国家集合重点资源兴办、发展“重点/示范”高中的政策，这既是推动普通高中快出人才的政策目标，也是实施“精英教育”的必然措施。

　　“升学为主，兼顾就业”的高中和“重点/示范”高中促使地方政府将有限的教育资源集中投放到少数学校，这样做不仅扩大了区域间普通高中校际间的差距，也强化了政策引发的非良性竞争现象，最终导致了普通高中唯升学率为第一生命线的结果。这种政策后果形成了普通高中校长任命随意与官本位化、教学方式考训挂帅、评价标准升学率第一等单一化格局，使得普通高中学校采用题海战术拼命抓升学率，对于学校自身的内涵建设却置放于次要位置。显然，升学导向是政府办高中的意志实现，是政府控制高中教育的直接手段，因此也造成了我国独特的高中教育特性，即主要以知识性目标(课程标准或考试标准)为准绳，强调知识的确定性、一元化、静态和客观，忽视了学生存在的差异性以及对教育的选择性需求。作为一种政策导向，普通高中明显弱化了多元价值的定位，过度倾向于人才选拔，指挥家长、学生、学校和社会四位一体地推行彻头彻尾的应试教育。与此同时，应试教育进一步推动普通高中教育的同质化，不同类型知识之间、不同学生之间的差异性难以彰显，强化了普通高中学校成为政府的工具性功能。

　　(二)人才选拔的蓄水池

　　高中阶段的教育成为提升我国人力资源的重要环节，其教育成效直接影响我国人力资源开发的水平。《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主要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2015年达到10.5年，2020年达到11.2年；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2015年达到13.3年，2020年达到13.5年；其中，受过高中阶段及以上教育的比例2015年达到87%，2020年达到90%。以2013年教育部发布的数据为例，全国有普通高中1.34万所，招生822.70万人，在校生2435.88万人，毕业生798.98万人。其中，大多数毕业生进入高等学校进一步学习，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生源。从此意义上理解，普通高中教育已成为我国人才选拔的蓄水池，而同级中等职业教育的毕业生主要流向社会，其承担的升学功能非常弱。

　　(三)政府主导的教育市场

　　行政决策对普通高中学校的定位而言是起着决定作用的教育体制因素。1993年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提出，普通高中的办学体制和办学模式要多样化。1995年的《关于大力办好普通高级中学的若干意见》再次提出，普通高中要解决办学体制缺乏活力、办学模式单一等问题。2010年的《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提出，普通高中的定位要注意升学、就业、普及三者间的协调一致，注重普通高中学校的多样化发展。然而，政府主导普通高中教育市场的格局并没有太大变化，相对单一的升学预备教育模式依然是普通高中教育的主流导向。与中央集权管理相一致，我国办学体制也呈现出自上而下的控制性特征，且普通高中学校基本上以公办学校为主。譬如，2013年民办学校2375所，占普通高中学校总数的17.01%。因此，当前的普通高中学校被置放于上下级的组织系统与组织原则框架之中，遵循自上而下的绝对领导与有效的逐级管理。这种政府主导的教育管理机制约束了校长的办学思想和行为，呈现出不同地区普通高中学校办学思想的一致性。

　　二、普通高中特色发展的制度困境

　　普通高中发展受到制度的制约，难以真正实现自身应有的教育功能与服务社会效应。因而，在其发展过程中容易形成一种单一的模式，对于普通特色高中的独特性、优质性和稳定性没有进行有机结合，仅从表面上凸显一些改革理念或落实一些措施，难以从本质上深化适合学校、教师和学生需求的改革。

　　(一)空洞的“高大尚”办学理念

　　普通高中特色办学的理念是基于提升普通高中学校全体学生的基础学力而提出的，具有区位优势明显、师生成长独特、指引学校发展等特性。结合2012年《关于推动普通高中多样化发展的若干意见》的精神，特色办学应该能推动普通高中的多样化发展，能适应学生的个性差异和选择需要。不少学校把走“特色发展之路”由手段变成了目的，搞所谓的“音乐”、“美术”和“体育”之类的特色发展。还有一些学校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课程，学生却不会选择利用。进一步分析我国普通高中学校中的名校，不仅存在学校与学校之间的同质化，而且存在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同质化，导致普通高中学校“一面旗”的现象。这一现象透过其雷同或近似的“高大尚”办学理念就可窥见全貌，诸如，温州中学的“英奇匡国、作圣启蒙”、中山中学的“让每一个学生走向成功”、洋思中学的“没有教不好的学生，让每个家长满意”、潍坊八中的“堂堂正正做人，圆圆满满治学”、汇文中学的“以人为本，重在发展”、苏州中学的“让更多的学生有更好的发展，以科学的方法求和谐的发展”、清华中学的“人人是才，成之于导，践之以行”、复旦附中的“一切为了学生健康成长”等，无一不具备“高大尚”的基因，却又无一体现出本校的独特办学思想。

　　(二)孤独的“转换型”改革者

　　我国已进入由人力资源大国转向人力资源强国的转型阶段，发展普及普通高中教育已成为必然趋势。《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加快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到2020年，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满足初中毕业生接受高中阶段教育需求”。这一政策预期为普通高中学校带来了新的改革契机，也为单一的升学模式松绑提供了机会。许多普通高中学校力图改变“考试领导教学，分数决定一切，有效考试的教学”等学校管理局面，解放教师、解放学生，为师生成长提供了新的空间。这种转变既有助于巩固九年义务教育普及的成果，又有助于学生升学及满足高中后职业教育培训的需求，拓宽学生的发展视野，提升其基础能力。正是这种转变带来了普通高中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格局调整，使得地方政府、学校、社会公众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需要重新配置，即地方政府需要放松学校管制、学校需要真正的办学自主权、社会公众需要接受符合需求的中等教育。如此一来，普通高中学校作为转型中的改革者，要拥有校内课程设置权与管理权、职业教育的教学内容融入、为未升学毕业生提供职业教育等改革举措都难以落到实处，其多样化的特色办学就无从谈起。普通高中学校推进特色办学的结局无疑就是“行特色办学之名、做升学唯上之事”，其办学成效落入升学率标准的桎梏之中。